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

书摘
　　王蒙的体验具有普遍性。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夫人，身处大革命时代的丁玲写作一直自觉地试图紧紧跟随而去，走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世纪变革的最前沿。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丁玲是最有“大作家抱负”的一位。但时间证明，她作为小说家的位置与价值主要体现于那些不仅曾遭遇许多批评、而且也一度为她自己所唾弃的早期文本上，因而多少仍显得小格局。张爱玲曾说过：“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时过境迁来看，显然不无道理。那些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反映时代面貌”的“宏大叙述”，如今社会文献意义显然大于其作为诗性文本的意义。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称丁玲为一个“以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实践毛泽东学说的女作家”。如果指作为《太阳》作者的丁玲，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正如他所说：“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莎菲女土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丁玲洗心革面的决心让人感叹，她称自己是“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的并且是“缴纳了一切武装”的“投降者”。她毕生作的唯一长篇小说《太阳》，便是一部具有标志性的文本。用她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美国学者梅仪慈也曾指出：“《太阳》这部小说是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从党的各种文件与会议中汲取的思想的‘密切结合’的产物。”这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真真；直线而有目的地朝着预定的结局发展”，它“通过人物与社，会的结合、环境与人物刻划的结合、人物活动与情节的结合，力图建造出一个各种历史力量在发挥作用的活动的模型；它为我们提供了群众斗争把现存的世界改造为新世界的典型革命经历的缩影”。无庸讳言，正由于《太阳》的这一“缩影”功能相当成功，使其获得了“国际声誉”。
　　比如，这部分为五十八章的作品的故事，实际上是从第十一章三人土改工作组进驻暖水屯才真正展开，在二十多天后，随着屯里的首富钱文贵被打倒，土改工作顺利完成工作队撤离而结束。一切都在作者的控制之中，叙述按照一个预定的方案进展，最终将由故事中人物工作组小杨的点题体现出来：“只要我们依着毛主席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启发群众，帮助群众，一切和群众商量，替他们出主意，事情总可以搞好的。”(第十七章)作品的这种写作背景在总体上决定了其作为对推动土地改革思想的形象化阐释的特点，文本中的艺术意味来自子作者身上那种实在难以被彻底消除的艺术家素养。这就是对有着个体生命意志的“人物”的尊重。在丁玲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但这种尊重也是相当有限的。《太阳》的日文译者坂井德三早巳指出：这部作品虽然“描写了很多人物的性格，有的只用短短几行就将人物性格写得十分丰富，但有些用了很多的笔墨，仍然不够生动”。作者只是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样板戏”那样，将革命者的形象过分拔高。比如就像作者所谈到的，小说里的支部书记张裕民与农会主任程仁，都还不属于“一无缺点的英雄”。但程仁的缺点主要在于心里对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仍存有一份爱意，由于他的行动不够坚决而使暖水屯斗争钱文贵的革命行动迟迟没实质性的开展；张裕民则被区委书记评价为一个“染有流氓习气”的“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但事实上，张“诚实可靠而能干”是事实，“流氓习气”毫无踪影；程后来立马也以身作则第一个跳上台，号召全村父老们“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总之，不同于丁玲以往的叙事，这是一部赞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路线”的伟大的作品，虽然调动起了作者受理智支配的主观情感，但描写对象的抽象性仍让其发自内心的生命体验无从着落。就像法国学者马蒂娜·瓦莱特—埃姆丽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部作品的叙述活动中，“时常表现得温柔多情、热情奔放的丁玲试图否定个人，故此，她在文中并未暴露她的真实感情。叙述是印象主义的，或者是说教的”。

　　所以不仅在《结婚十年》的结尾时叙述者写道：当怀青与崇贤在曾禾医生家里鉴下离婚书后，“我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诚，心中茫茫然只想跪在她脚下做祷告：愿我的孩子们幸福，愿贤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同样地，在《续结婚十年》的最后，叙述者也让“我”说道：“……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过，但是我相信我的儿女们一定会有的，也肯给与人，不像我一般自私自利。我要为他们祝福着!我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体贴人生，这就是苏青叙事的诗性魅力与人文意义。还可以补充的是，这份体贴更集中地聚焦于女人的生命。虽然生活中的作者常被一些入评为“不象女人”，张爱玲却说过：“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小说里的怀青也被谈维明评价为：“你不像一个女人。，，但怀青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内心不以为然：“我是一个女人，而且甘愿做女人的，为什么会不像呢?那是因为我；眼前的男人不像个男人，所以我便不屑以柔声相向了。’：另千方面她也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也就是“知道我是一个男性化的女人”。但不管怎么说，苏青写作的女性主义特色相当显著。她与丁玲、萧红等一起丰富了现代中国的女性叙事，让我们看到女性特色的多样性：不仅是温柔的语调
与缠绵的感觉，同样也能够是明快、简练、有力的。苏青的女性视野的突出表现，在于其对女性生命的体贴。她对女人看得很透，深刻得近于尖锐：“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看，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正是凭藉着苏青对女人的这份非同一般的独到认识，使她能够在小说中通过怀青这个人物的自我意识以及婚姻变故，来“认真替辛人抱委屈”。
　　虽然这个人物带有作者自己的身影，但苏青并没有作任何粉饰，让她真实地袒露自己身上存在的自我中心、任性等缺点：“我是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还有一种怪脾气，就是喜欢求爱而不喜欢被求。”“我是一向只希望别人有了我便不再作第二个想的；假如什么地方有人比我更出风头，我便不去了。我呀，宇宙的中心应该就只有我一个呀!蔚蓝的天空中假如罗列着无数隐约的星星；我便应该是那个寒光泻照万里的大月亮；千红万紫的花园里假如充满着没名目花卉，我便应该是那一茎高招的白莲花。”通过这种率真的个性化自白，叙述者让一个普通而真实的女性生命全方位地层开。它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女性复杂的心理意向：比如一方面，“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另一方面，“好几次我故意挑逗他，但当他拢进身来的时候，我却又疾言厉色的直嚷道：‘请你不要触着我呀!’他似乎出于意外地：大吃一惊，踌躇半晌，只得悻悻地默默地走开了，我觉得很伤心。他虽然是我的丈夫，但是还不能明白我的心呀!没有狂欢，没有暴怒，始终是一股不得劲儿。”它也让我们意识到身为女人的艰辛：比如“结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只要肚子痛过一次，从此就会一世也不理男人了。”“痛呀，痛呀，痛得好难受：起初是哭嚷，后来声音低哑了，后来只透不过气来，后来连力气也微弱了，医生说：‘剪吧!’飕的一阵冷，裂开了似的，很大很大的东西出来些，再进阵气，便滑出来了，接着是哇哇的婴儿哭声。”但等到接生的医生不经意说出“是女的”来，“顿时全室中静了下来，孩子也似哭得不起劲了，我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仿佛惭愧着做了件错事似的在偷听旁人意见，有一个门口女人声音说：‘也好，先开花，后结子!’另一个声音道：‘明年准养个小弟弟。’婆婆似乎咳嗽了一声，没说话。”

　　但张爱玲的小说成就更在于其作品深入到了中国社会与传统人生的核心深处。她意识到好的小说不能“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而她之所以在自己的创作中以“苍凉”来取代“悲壮”，也是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所以，虽然她说过，“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但她的小说其实也并非是对这种“安稳”的歌咏，而是深刻地揭示出这种表面的安稳下面的极“不安稳”。用她的小说《创世记》里结束部分的一句话来表示：“过到现在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苦度光阴，得保身家性命，单是活着就是桩大事，几乎是个壮举。”中国文化传统竭力张扬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精神，而贯通整个张爱玲小说叙事主旨的，却是让人们看到那“好死”固然不易，这“赖活”更为艰难。张爱玲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她对人世有一种出于普遍人性的理解和宽容。夏志清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是一位十分“自觉”的作家，在她的“最讨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言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人的认识的深刻，和对一直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本质的认识。她曾在文章里写道：“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归根到底，造成芸芸众生的痛苦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个十恶不赦的坏蛋，而是掌控着所有人的命运的体制。所以《十八春》里，曼桢虽由于姐姐曼璐“借妹妹的肚子生个孩子”的自私荒唐而毁了一生的幸福，但对着曼璐昔日的恋人慕瑾和自己的男友世钧两个男人，仍“总想着为她姐姐留一些余地”。而且像祝鸿才这样的恶劣男人，叙述者也没有一味地加以鞭笞抨击，反倒通过这个人物同样没有什么幸福的人生的结局，隐约地给予了他以某种宽恕。
　　受到许多批评家关注的《倾城之恋》的主要意思，可以用文本里一句话来概括：“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小说里的这对青年男女利用香港这座特殊的城市，玩了一场以情爱为形式的游戏。虽然范柳原曾向流苏谈到“地老天荒一类的话”，并以《诗经》里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示了对“一点真心”的珍惜。但事实上这是一场古老的金钱与色相的交易。不过任何将之上升到意识形态话语的解读都显得牵强附会。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这种极具代表性的男女间的关系，来体会最为实在的生存处境。不是真正崇高的人未必在某个时候就没有一点真情实意，不是出色的时代青年同样有权追求自己的美满生活。在范柳原与白流苏间的爱情游戏里，真真假假掺和一起，在功利的动机后面多少也激起了一些精神的乐趣。因而以虚构的方式达到最现实的生活场景，这才是张爱玲这篇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虽没有如艺术中的那般情真意切、两心相悦，但也决非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式的婚姻，这种为人世间的芸芸众生所经历的命运，理应得到小说家的一份同情与理解。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韵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张爱玲文学叙事“生存不易”这一主旋律在此得到了一种显现：单是为了生存，就让男女老少们耗尽了一生的聪明才智与光阴，对于张爱玲故事中的主角们而言，人生的最大目标和理想也就是“活着”而已。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生存状况?!所以虽然正如夏志清所说，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常有一种喜剧和讽刺的意味，但也都适可而止，让位于宽恕与理解。1944年，张爱玲还特地趁将它改编为戏剧时写了《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强调这篇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一个动人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但对于张爱玲，她的这种同情心最重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女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