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 （第七辑）

卷 首 语 [中]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欧洲跨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中心和中国文化书院共同举办了“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二十余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他们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对会议主题发表意见。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互惠问题。法国物理学家勒布隆提出技术更新之快使人们逐渐失去对其社会功能进行思考的时间，单纯的技术应用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成为比科学本身更受关

加紧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识。本书是《跨文化对话》的第七辑，人类基因组织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并存还是消亡呢？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的文化对话，将会告诉我们……同时，读者还可以了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惠认知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等一系列文化命题。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科学与人文
并存还是消亡?
——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 [法]让一马克·莱维一勒布隆
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
……

哈贝马斯的文化间性
一一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曹卫东
一 哈贝马斯的迟到
如果说哈贝马斯前期思想中有一个致命弱点的话，那就是缺少文化间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过于浓烈。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原因大概在于，哈贝马斯在把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向国际关系层面上推进时，发现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文化，或者说，如何把他的“主体间性”概念落实到文化层面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种话语性的“文化间性”关系，成为了哈贝马斯的一个关注点。
综观哈贝马斯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关中国的论述可谓风毛麟角，且又都是负面评价。比如，在一次访谈中，有学者问及他的生活习惯，他立刻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问题，不值得回答。尽管中国在哈贝马斯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遭到了一些误解，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哈贝马斯著作进入中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末开始，哈贝马斯的著述就陆续地被翻译成中文，比如《认识与兴趣》、《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以及《理论与实践》等著作中的一些重要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译丛》杂志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邀请哈贝马斯访华，最初可以追溯到1980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代表团应邀访问德国，重点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专程前往慕尼黑，拜访了时任马普学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的哈贝马斯。据哈贝马斯本人和他的弟子杜比尔(Helmut Dubiel)教授的回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并正式向哈贝马斯发出了访华的邀请。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邀请一直都停留在了书面上。哈贝马斯第一次与汉语世界建立起直接的文化间性关系，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1996年6月，哈贝马斯应邀访问香港。可能是当时的知识准备还很不足，或是访问的调子太低，哈贝马斯的香港之行没有留下专门的演讲材料，在学术界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除了《明报》杂志曾有专文记述外，其余似乎没有再见到相关的报道。哈贝马斯与汉语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显然是磨合得不够理想。
时间很快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中间，有许多学者代表不同的学术机构，以不同的方式，曾不断地向哈贝马斯发出访华邀请。大概是盛情难却吧，哈贝马斯终于决定1999年4月正式访问中国。据安排，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后，还将赴中国台湾讲学。然而，好事多磨，哈贝马斯的访问因故被推迟。当时声明的理由是生病，但也有别的解释，比如，中国国内就有人认为跟他支持科索沃战争不无关系，而德国本土则有人推测是由于哈贝马斯对中国信心不足所致。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哈贝马斯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尽管姗姗来迟，但终归把他和中国之间的文化间性付诸了实践。在哈贝马斯到来前夕，北京有媒体大造舆论，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与上个世纪罗素、杜威、萨特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认为必将大大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媒体舆论虽有造势的意思，但只要想想哈贝马斯在上海和北京激起的学术热潮，也就会发现媒体舆论倒也不虚。

二 哈贝马斯的演讲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哈贝马斯此次访华共有七场演讲，演讲地点分别为京沪两地的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哈贝马斯从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论人权的文化间性》、《论实践理性的语用学意义、伦理意义以及道德意义》、《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哈贝马斯此次的演讲题目和1999年拟订的访华演讲计划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比如，去掉了有关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介绍，加强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内容。
(1)首场演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举行，题目为《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假想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Der interkul．turelle Diskurs ueber Menschenrechte——Vermeintliche und tatsaech．1iche probleme)，由曹卫东担任翻译。《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原题为《论人权与合法化》(Zur Lesitimation durch Menschenrechte)，选自《后民族结构》(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一书，本是用于志贺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毛斯女士六十寿辰的。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涉及到对民主法治国家的程序性论证、西方对人权观念的自我批判、他者的人权话语(主要是所谓的“亚洲价值”问题)以及原教旨主义的挑战等。哈贝马斯的演讲选取的是后面两个部分。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权思想主要不是源于西方文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而是源于这样一种尝试：即对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社会现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特殊挑战作出回应”。可见，哈贝马斯否定的是人权的文化语境主义，提倡的是人权的话语实践论，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在于它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由此，哈贝马斯对所谓的“亚洲价值”以及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前者是肢解了现代化的总体性，把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经济现代化隔离了开来；后者则导致了共同体缺乏包容性。最后，哈贝马斯认为，东西方之间关于人权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通过争论，可以揭示出人权概念隐藏着的规范内涵；也就是说，通过争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寻找到人权概念的普遍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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