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谈诗二十年

20世纪40年代，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在哈佛结识了一批后辈学友，包括周一良、杨联升等人极受胡适器重，准备延揽他们回北大任教。其中杨联升更是相知与日弥深而且终身不渝的一位。
1949年胡适重返美国时，杨联升在西方汉学界已如旭日初升。胡适对他治学的精博，极为推重，每有述作必与往复讨论，这一点在他们的通信中表现得很清楚。胡适在“遗嘱”中指定杨联升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可见他对杨联升的信任。
本书收录胡、杨往来书札205通，时间从1943年起，止于1962年2月胡适逝世前夕。论学谈诗二十年，寓隽永于平淡之中，印证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已经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些书信，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

《论学谈诗二十年》收录胡适致杨联升函88封，杨联升致胡适函117封，来往函札，两共205封，兹安书写时间先后次序编排，以帮助了解所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他们写信时，往往在新的开头先说明收到对方某月某日的信，或某月某日寄给对方一信。类此，对期间遗漏的信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四十年代胡适在哈佛结识的后辈学友之中，杨联升是相知与日弥深而且终身不渝的一位。1949年胡适重返美国时，杨在西方汉学界已如旭日初升。胡对他的治学的精博，极为推重，故每有所述作必与杨往复讨论。这一点在他们的通信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一册胡、杨书信集，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

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
编印缘起
凡例
1．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10月26日）
2．胡适致杨联升（1943年10月27日）
　附：（双橡园追忆）诗
3．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11月1日）
4．胡适致杨联升（1943年11月18日）
5．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11月日）
6．胡适致杨联升（1943年11月28日）
7．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u月30日）
8．胡适致杨联升（1943年12月11日）
9．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12月14日）
10．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1月11日）
11．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1月17日）
12．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1月22日）
13．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1月24日）
14．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1月26日）
15．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1月29日）
16．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1月31日）
17．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3月14日）
18．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6月16日）
19．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6月17日）
20．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6月21日）
21．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6月29日）
22．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7月4日）
23．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7月6日）
24．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7月17日）
25．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7月23日）
26．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8月23日）
27．胡适致杨联升（1944年8月30日）
　附：旧作<无心肝的月亮>诗
28．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9月11日）
29．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9月14日）
30．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9月27日）
31．杨联升致胡适（1945年6月28日）
32．杨联升致胡适（1945年7月26日）
33．杨联升致胡适（1945年9月10日）
34．杨联升致胡适（1946年2月10日）
35．杨联升致胡适（1946年2月19日）
附：杨联升致张其昀（晓峰）（1946年1月8日）
36．杨联升致胡适（1946年3月15日）
37．杨联升致胡适（1946年4月5日）
附：杨联升履历
38．杨联升致胡适（1946年5月28日）
……
附录：杨联升〈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1962年9月3日）

联升兄：
谢谢十七日的信。
这个note是因为国会图书馆要赶在六月印成《名人传记》下册(否则印刷费得交还国会!)所以我在五月卅一夜赶‘打’此稿，由朱士嘉徐大春②和我三人分“打”，所以错误甚多。我只改了一本，寄给Dr．Hunamel；以后我又继续写我的长文，就没有工夫改那副本了。不意反劳你作勘误，多谢多谢。
承你夸奖此文“大有举重若轻之妙”，又说，“读过好像看过一场干净利落的戏法，舒服之至”。古人说，“成如容易最艰辛”(荆公读张籍诗)，我写此notC，大有此感。从十万字中，缩写为此短文，其艰难真有非外人所能喻者。屡次起稿，最后始决定先撇开一切“官司文字”，先从十六世纪写起，写到十八世纪的三大家，作为史实的叙述。然后写下篇，分叙十九世纪张穆、王梓材以下的“官司”。
最大困难，在于剪裁，在于割爱。如我作<全氏水经注辨伪>，凡举十五条铁证，而此notC中只举一证，恐不足以服读者之心。有许多绝妙的证据，放进去，又删了，真有点舍不得!试
举一证，供你们几位一笑：
《全校》本卷四，叶七，注文“立碑树桓”，有伪全氏校云：
按桓多误作柏，何本疑之。今以《隶释》校。桓即碑也。
果如此说，此句岂不成了“立碑树碑”了!此句黄省曾本初出时，杨慎已指其误。何焯校云：
柏，《隶释》作垣，疑是桓字，谓树表也。
全氏曾跋《何校本》三次，岂至看不懂这十三字的校语!
赵氏<刊误>(二，5)有长考，先节引何氏此条，次引《说文》，“邮亭表也”，又引徐锴《系传》“表双立为桓”。最后指出宋人写本避讳缺笔作“柜”，转讹为“栢”。
全谢山何至不通如此!而作伪之人并赵书亦不读，真可谓大胆妄为了!《全校本》之为伪造，最易证明。前人如王静安、孟心史岂非治学谨严之大师，所以不肯认此为伪书者，一因他们有打戴的成见，故不肯抛弃此一大堆打戴的武器；二则他们都没有费工夫去审查《全校本》，他们只读书尾张穆一跋而已；三则百年来学者多震于那五千字的<题辞>，<题辞>是用心伪造的，很不易看破，故丁山敢疑《全校本》而不敢疑<题辞>。
我到今年三月才寻到铁证，证明<题辞>之伪。<题辞>大谈经注互混，历举明例，真“像煞有介事”!而尾题“乾隆庚午仲夏……卒业于篁庵”。此真是“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全氏发
明经注互混，乃在赵氏在北京之时，故“三千里驰书”至京师告赵氏。而赵氏自言他“庚午六月十三”离家人都。(见他的<亡女诔>)若全氏发明在“庚午仲夏”，则他们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