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后中国学

美国的中国学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繁荣于90年代。其间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的交互影响贯穿始终，对中国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教育和美中关系的讨论。70年代标志着东亚研究的细分化，学者的目的性更强、更明确，参与设立全国性组织，致力于推广、普及东亚文化的公共教育、文化交流和学术合作。80年代中国学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与学科化得以深化，而这一进程却是以东亚学学者从公共事业和政策部门的淡出为代价。9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学科专业化和国际合作。本文力求勾勒美国中国学40年的发展脉络，对阶段性研究成果做出评述，最后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及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学者的借鉴做出评估。

本书力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的学术资源做出评估，从影响汉学的动机和方法开始，探讨战后该领域在美国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院所的机构设置、国家级研究所、中心的分布情况、奖学金和研究基金的分配情况、科研项目资助情况、海外培训基地的设施建设、学科发展问题等。在冷战后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美国的中国研究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涉及到当代国际关系中方方面面的内容，编者希望通过对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做一系统考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美关系的文化内涵，以超越对中美关系研究的肤浅认识，取得深层的理解。

前言
第一章 美国战后的中国研究：历史的考察
1.1 中国学的历史成因
1.2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的中国文化研究
1.3 西方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研究
1.4 美国的汉学传统
第二章 美国战后中国学的初级阶段
2.1 美国现代中国学
2.2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
2.3 发展的十年
2.4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研究学术团体
2.5 语言培训与区域研究
第三章 中国研究的学科化与机构化
3.1 科研院所、学科建设、科研项目
3.2 中国学领域学术资源分布
3.2.1 奖学金制度
3.2.2 海外培训设施
3.2.3 科研设备及图书资源
3.2.4 研究基金
3.2.5 中国研究的外部基金
3.2.6 福特基金会资助情况：1952—1969年
3.2.7 1959—1969年主要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大学
3.2.8 外部资金的使用情况
3.3 中国学：问题与前景
3.4 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
第四章 费正清与美国的东亚研究
4.1 学术生涯
4.2 学术争议
4.3 费正清在哈佛
4.4 中国经历
第五章 美国战后中国学：40年回顾
5.1 20世纪60年代
5.2 20世纪70年代
5.3 20世纪80年代
5.4 20世纪90年代
第六章 中国政治研究
6.1 1978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6.2 1978年以后的趋势研究
6.3 机构主义研究模式
6.4 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6.5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6.6 政治学研究模式
第七章 中国学专家学者
7.1 异军突起的新派学者
7.2 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
7.3 中国学的合理化
7.4 中国学的发展途径
第八章 美国的汉语语言教育
8.1 学生数量
8.2 教师培训
8.3 教材使用
8.4 课程设置
8.5 生源特点
8.6 评价标准
8.7 目标及实现途径
8.8 教学手段和资源
8.9 文化底蕴
8.10 汉语教学的原动力
第九章 中国学的方法论问题
9.1 思想史研究
9.2 社会政治史研究
9.3 经济史研究
9.4 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模式
9.5 现代化模式
9.6 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模式
9.7 《汉学的忧虑》
9.8 户国政治文化
9.9 1966—1978年美国政治学的中国观
第十章 中国学的发展前景
10.1 研究重点与背景
10.2 国家与社会关系
10.3 国际关系
10.4 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学术团体
10.5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10.6 文化多元化
10.7 资金问题
10.8 观念与机遇
10.9 体制与税制
10.10 医药与公众健康
后记
参考文献

通过在北京语言学院的长期观察，以及在其他几个地方所做的短期访问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美国学生并没有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这样说是因为从整体看，美国学生似乎很不情愿全身心投入到同各种学生的汉语对话中。这是偶然发现的。很明显，在一个学习汉语的群体中，有来自非洲、东欧、西欧或亚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一百多个学生，而美国学生总是这里最安静的一群人。他们只是互相用英语交谈，或者试图用英语跟教师聊几句，却不加入小组的汉语讨论中。此外，美国学生中的大部分都对中国人、中国政府有怨言，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妨碍了他们融入中国社会，使得他们无法同中国人交朋友，无法过正常生活。甚至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汉学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抱怨情绪，同时也在调整自身以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最低的忍耐限度。
但其他国家的学生却并不这样认为。当然，在中国，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相对地讲，很多国家的学生都能找到绕开这些困难的方法，从而在中国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当然一些美国汉学家也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来适应中国，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人似乎缺乏这种能力。
对大部分中国教师来说，还从没有和美国汉语学家交流美国中文教育的经历。当然，这并不是说老师没有曾经跟美国同行交流过。从某种角度来看，以前肯定曾经有人这么做过，而更多的人随后也经历过，这都要归功于中国汉语语言教师协会举办的国际会议。
同时，在中国学校设有项目的美国研究所也派代表或是访问者到中国，他们就自己研究所的学生情况同中国老师进行交流。但是，更广范的学术交流似乎更应该是同时包含中国和美国语言专家的大讨论，同时应该达成共识的是，这样的讨论应该由汉语教学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共同开展，可惜的是，这些管理者和专家并不了解以上提到的特别信息。
我们认识到，对于计划将来学习汉语的美国人来说，有四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1）明确进行汉语教学的目的，以及应该如何评价和实现这个目标。
（2）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该使用哪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
（3）为了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应该做好哪些文化方面的准备。
（4）汉语领域内的自身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