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宝典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
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干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
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序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一 管仲：《管子》的第一作者
1.管仲其人
2.管仲的管理思想和政策
3.管仲实施管理的法与术
二 稷下学宫与《管子》的成书
1.稷下学宫
2.《管子》的作者
3.《管子》的成书
三 《管子》的思想体系
1.《管子》中的经济管理理论
2.经济管理理论的特例：轻重论
3.《管子》的政治与法制思想
四 《管子》与管理文化
1.经济哲学与管理哲学
2.管理伦理学
3.激励理论
4.其他经营管理的思想、文化和方法述略
5.《管子》的管理案例
6.《管子》管理格言
五 《管子》与宏观经济调控
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源起与目的
2.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
3.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制的评说
4.强化宏观经济控制的评说
六 《管子》与专项经济管理
1.土地管理
2.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管理
3.工商业管理
4.财政管理
5.货币与信贷管理
6.消费管理
七 《管子》与法制、行政、军事
1.《管子》的法制思想
2.中国古代法制体系的矛盾与《管子》
3.《管子》的行政理论
4.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几个问题
5.《管子》与中国古代军事理论
八 《管子》之最
1.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提纲
2.中国最早的学生守则
3.中国最早的乐律理论
4.《管子》首仓库的几个专业概念
附录一 《管子》选择
附录二 主要参书目
……

(3)用权威治国
管仲的管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行政权威的。四民分业也好，行政军事合——也好，全都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可见权威是非常重要的。在获取齐桓公的信任后，管仲通过齐桓公之手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取得管理所需的充分的权威。《说苑·尊贤》记载，齐桓公要让管仲治理国家，管仲曾以“贱”、“贫”、“疏”为理由，说自己治理国家缺少资格。齐桓公就封管仲为上卿，并把齐国的商业税赐予管仲作为他的收入，最后甚至称管仲为仲父。至此，管仲的权力和权威大增，为他施展管理才能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对于这些行为，孔子评为“非礼”，但也为他辩护：“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孔子认为，以管仲这样贤能，如果没有这三种权力，也不可能使齐桓公成为霸主。孔子是很聪明的，他清楚地看到，对管仲这样一位出身普通的人，争取和利用这些权力是治理国家所必需的。
个人权威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按照《管子》中的记载，齐国还依靠行政手段迫使百姓缴纳指定形式的税赋来控制物价，而由国家从中牟利。当社会货币供应不足或谷物供应充裕的时候要求缴纳钱币，而社会上钱币过多的时候又要求缴纳实物。这类行政行为，如果没有行政机关的高度权威性，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正因为如此，管仲主张以威治民，要让民众都畏惧权威，而不能随意妄为。这样，政令法令的推行才有充分的把握。
从这种需要出发，管仲对“民”之好坏的判断标准是：“畏威如疾”的“民”才是好民，如果只是对君主感恩戴德的民则相反。对民的管理，主要是用赏与罚。《国语·齐语》中记载管仲回答齐桓公的话是：“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这段话较难懂，大意是：管理民众要公平、合乎法度，抓根本大事来引导小事，川赏赐鼓励民众，以刑罚纠正罪错，使人民服从等级秩序，这些就是治理民众的总纲。管仲还要求君主要“慎用六柄”，即抓好生、杀、贫、富、贵、贱的大权。这六种大权，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六柄其实还是二柄，与法家的说法相近，因此，有些论者把管仲作为法家的先驱看待。“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也好，“慎用六柄”也好，无非是要树立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从而使管理措施能够顺利推行。

(2)“得人之道，莫如利之”
在上述利欲论的基础上，《管子》的基本激励方法就是要给人以利益，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正确地掌握“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