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官窑蟋蟀罐

本书以清晰的彩图，佩以详尽的文字，对明宣德宫窑蟋蟀罐做了具体介绍，共分十一章，其内容包括宣德帝与“促织之戏”、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 、文献中的宣德官窑蟋蟀罐等。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图文并茂，使读者在翻阅时，对知识地了解更加生动形象。

一、宣德帝与“促织之戏”
二、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
三、文献中的宣德官窑蟋蟀罐
四、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五、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瓷器和蟋蟀罐的分期
六、宣德官窑蟋蟀罐的造型与年款
七、宣德官窑蟋蟀罐上的青花纹饰
八、宜德官窑蟋蟀罐“斗盆”“养盆”之辨
九、清官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十、小结
十一、宜德官窑蟋蟀罐图例

综上所考，可知绘有天马纹的虫罐与《弁州史料》中辑录的宣德九年的密诏，对研究明初宫廷生活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莲池珍禽纹
彩绘莲池花鸟纹的虫罐仅出土两件，未见传世品。当时的设计者以变形荷叶与荷花布满罐壁。在预留的较小的空间之内缀以绶带、翠鸟、鸳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鸳鸯虽是一对，但
只画雄而不画雌(即无与鸭子形象相近的雌鸟)，这种处理花鸟关系与描画鸳鸯的手法，都与宋元瓷器上的同类纹样不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定窑印花鸳鸯纹碟以及北京故宫所藏元青花莲池鸳鸯纹大盘，图52)。宋元时代有莲池珍禽纹的瓷器，总是以鸟为主，以花叶为辅，故鸟的位置显著，占据空间也比较大。而该类纹饰恰恰相反，即以荷花荷叶为主，鸟儿画得特
别小，它显然与宋、元工艺品无关。如果跳过宋、元，把它和唐代工艺品上的花纹相比较，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唐孔雀纹银箱，以及西安市韩
森寨十字街出土的唐花鸟莲辦纹高足银杯上的纹饰，以花叶为主，穿插其间的鸟儿都画得比较小，其构图风格与青花花纹相近。又如，西安市郊的北村唐墓出土的印花银盒(图53) ，日本东京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陶枕(图54) 及新疆阿斯塔拉出土的黄色蜡缬纱都有鸳鸯纹(图55)，但都只画雄而不画雌”，与宣德莲池珍禽纹虫罐(图56)上的情况完全相同，而与宋、元时代的同类纹饰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虫罐纹饰必来自唐代金银器，或者借鉴唐代银器花纹而创作。这种情况在宣德官窑瓷器中极为罕见，应属绝无仅有的孤例。
(四)与绘画相关的纹样
宣德虫罐上既有传统纹样和前述几例罕见的图案，也有一组构图新颖、题材较为丰富的花纹，现略述如下：
图57和图58中罐上出现的黄鹂白鹭，显然是写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意。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纹饰的内容，只关心它们的构图形式与艺术
手法，因为这组纹饰在形式上和以往的瓷器花纹有如下的不同
1．该组瓷器纹饰都以较为写实的手法描绘对象，而不作变形处理。比如宋、元时代用云龙纹装饰的瓷器，其云纹不是画作美丽的折带式就是画作四角式(其云的结构骨式作卐字形)，
而此罐纹饰不作变形处理，其手法相当写实，与绘画极为相近。
2．该组纹样在构图时强调虚实与疏密的对比，一般来说近景为实，画得较少；远景为虚，占据空间大，其画面就显得特别空灵。而不像二方连续、四方连续以及适合纹样之类，讲究纹饰的全面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