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高利贷资本/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本书对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形式、利率，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探讨了其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历史趋势。

此书对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形式、利率，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使用大量的新材料，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探讨了其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历史趋势。资料丰富，分析精到，有所创新，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佳作。

刘秋根，汉族，1963年生，湖南省新邵县人，198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获中国古代史专业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获中国古代史专业历史学博士学位。1986年留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1997年被评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是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合伙制等。

导论：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研究中的几个理论和方法问题
——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
一、关于高利贷资本的概念
二、关于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
三、关于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的问题
四、关于本书暨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五、导论结语
第一章 明清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及发展
第一节 社会财富向高利贷资本的转化
一、商人、商铺对高利贷的兼营
二、地主阶级的高利贷活动
三、官僚、贵族及各种小私有者的高利贷活动
四、专业高利贷者的经营活动
五、清代皇室、各级官府对高利贷的投入
六、宗族、村社公产和合会资金向高利贷资本的转化
第二节 明、清高利贷资本总量的增加及其城乡分布
一、总量的增加
二、清代前期高利贷资本城乡分布推测
第二章 明清商业、高利贷中的合伙制
——明清高利贷资本组织方式的变化
第一节 “合伙”之含义
第二节 明清商业、高利贷合伙的形式：第一种类型
第三节 第一种类型合伙的特质
第四节 明清商业、高利贷合伙的形式：第二种类型
第五节 第二种类型合伙的特质
第三章 明清高利贷资本活动形式
第一节 存 款
一、明代存款概述
二、清代前期金融机构经营的存款
三、清代前期商铺及私人家庭兼营的存款
第二节 放款诸形式
一、抵押借贷
二、信用借贷
三、清代前期的预押
第四章 明清高利贷资本利率
第五章 明清农村高利货资本
第六章 明清城市高利贷资本
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

书摘
既然如上所述，决定生息资本性质的关键因素是与其相对应的生产方式的性质，那么，具体地说所谓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高利贷资本的内容发生本质的变化，其借款人由旧式的小农、小工、行商坐贾向手工业作坊主、经营性农场主、手工业作坊主乃至工厂主转变，当然与此同时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形式、利率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利率的下降和稳定化、利率行市的出现，存款的发展及钱庄，当铺票号等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人功能的加强；资金供应的稳定化等等。
高利贷资本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均相当兴盛，如罗马时期便已相当发达，中世纪以后仍然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在其存在、发展的全过程中，高利贷一直受到法律的禁止和社会的谴责。古代罗马便曾一度禁止收取利息，后来虽然合法化了，但理论上一直认为它是不符合自然的；中世纪墓督教世界则一直认为它是一种罪恶，并且为教规所禁止，西方中世纪曾有些城市企图通过设立公用当铺使贫民摆脱高利贷，一部分封建统治者也曾规定一些法定利率，如亨利八世限定利息为10％，詹姆斯一世限定为8％，查理二世限为6％，但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一般的利率。至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及近代信用制度的发展，高利贷资本开始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转化过程进行了探讨，马克思认为；促进这一转化最决定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萌芽及发展，对金融信贷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主要在原有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使资本主义生产有可能摆脱高利贷的剥削，从而促使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型，在马克思有关生息资本的论著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4、15世纪萌芽直至18世纪完全确立的实际过程并未具体论述，而似乎是将它作为自明的事实的，而对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的高利贷资本逐渐从屑于产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本质要素的过程，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马克思指出：12世纪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即银行)正是海外贸易、批发商业及这些城市共和国为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而设立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尤其足海外贸易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迫使在其外部与之对立的高利贷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信用制度(包括私人信用、公司信用、公共信用)等的发展，为这种从属关系的确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信用制度(以银行制度为中心)是以下两个因素为前提的：一是贵金属货币及生息资本的存在；二是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垄断着。它的发展一方面集中起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其中既有资本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闲置资本，也包括其他形式收入中的用于积累的部分，并将它投入信贷市场，从而剥夺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信用货币，以各种流通信用货币代替金属货币，从而限制贵金属本身的垄断。这样，信用制度(以银行制度为依托)便集中起了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并将它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使用，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种社会职能，从而使私人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高利贷资本因此也逐步改变它的偶然的、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性质，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要素。至15世纪，高利贷仍然广泛盛行，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政府需要货币，部分是由于商业和工插手工业的发展，部分是由于产品转化为货币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对高利贷的看法已经逐步改变，至17世纪的荷兰，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率先发展，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促使生息资本开始从属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资本已经被推翻了。随后在17世纪末的英国，也开始了同样的过渡，与此同时强制降息等措施也在采取，人们对高利贷资本的看法已经变化，至18世纪，这一过程基本完成，自由高利贷被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本质要素，表明它已经转化成了近代借贷资本。
中国从明代中、后期(约16世纪)开始，亦开始了同样的历史过程，一方面，生产方式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在丝织业、铸铁业等领域中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在清代以后进
一步向手工业、矿冶业、航运业及农业领域扩展。然而这种发展，一开始便遇到了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十分强大，社会仍以小生产方式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在小生产方式及地区性差异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货币经营资本较早得到发展的社会环境。特殊的地理条件又使它与海外及世界市场没有什么经常的、稳定的联系，因而发展非常缓慢，最明显一点是，虽然清代以后有了一些手工工场，但力量并不强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没有经历独立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

明清文武官员及宗室，外戚、勋臣、内臣等亦多将剥削收入投入高利贷经营。其中官员放赞同题在上述地主放贷时已有所涉及，如所谓的乡绅地主，许多便是在职官员之家，因这一问题在明清很引人注目，这里再专门作一论述。
明代这一现象在永乐年间已比较严重，永乐二十二年“大理寺右少卿戈谦上言曰：“……今自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内倚官挟势买卖借贷，十倍取民。”明代运军及其他军士借贷问题相当严重，其中相当一部分的高利贷债主便是“本管官员”，成化九年有人说：“揭取钱债一节，其中官虽作弊、军士苦楚不可胜言，譬如一卫军人或因盘剥费用、被官员侵尅亏折粮米一百石，若借银一百两可勾买补，其本管官员乘此机会设托豪富之家，借银二三日两，倍写本利五六百两……回还之日，就邀债主到卫，强逼各军变卖产业，准折男女债还。不完，又将欠数转换文契，利上取利，经年逼取……”万历时，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家资田园四五十万，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万金。”祟袖年间，宣府深井堡守备孙维垣，乃“纨挎骄子”、贪财淫乱，“借亲眷名色放债与牢伴军四十名，每一名每月银一钱，收本息银一钱四分……。”另外宣德年间，苏州昆山县龚翊上书说：当时一些“居师位者”即学官“惟知趋附势利，不思尽职”，“或纵放畜产以践食田禾；或生放私债以倍取计息；或出入州县，嘱托公事……”
明代皇亲国戚及内臣、勋贵的放贷十分引人注目，如“鲁府辅国将军观炊，号毅斋，父镇国王子厚赀产颇丰，公与兄弟中分……然公居积贷予什一取赢，久之，家更饶裕……。”“万历以来，诸皇亲四十家……嘉定伯嗜财，住海岱门新房，放债诸贫民，收其息，寝室积钱常满。”宣宗孙皇后之父孙忠曾令“家奴贷于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有司望风奉行，民不堪……”正统五年左右附马都尉石璟家奴诉：“领璟银钞，借与卫军取索不还。”嘉靖时，翊国公郭勋在南京淮安、扬州、临清、徐州、德州等地，开有许多店铺“大放私愤”。北京内臣、中贵多放贷军士“曹珖授户部主事，督皇城四门仓，卫军贷群珰子钱，偿以月饷，军不支饷考三月。”有人候选于京师，因囊中羞涩，欲贷千金，与所交游友人谈起，数日，回报说：“某中贵允贷尔五百。”

分析以上所述，可以发现，这种形式的合伙制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种合伙常常是由一个合伙人发起，几个合伙人报据协议，自愿提供资本加入合伙而组织的，合伙成立之后，肯定是具有了区别于单个合伙人的团体性质，但是股东”在其中权利是很大的，不仅提供资本的多少可以自愿，他还可以根据盈亏情况及其他因素，随时要求增加、提走资本，甚至退出合伙。如上文所述明代某地三人合本撑船，因其中一位合伙人有犯罪之嫌，另外两位合伙人便“将自己本钱收起，各自营运”。张准与人合资开店例，因其中一人强攒，张准只得退伙，清代万全堂例中，乾隆十六年，只因合伙人之一索姓被授官职，提走资本，合伙即被解散；后于嘉庆十四年由姜家邀请山西临汾人韩姓合伙，股本达二万多两，后来其中的一些股东不断提本，至光绪年间，只剩下8650两，经营唯艰。上引表2—2所例编号3，明人李之藻《同文算指》中有题曰：甲、乙、丙、丁四人合伙经商，甲先入本三千两，八个月后，抽出本报一千两，满十九月后，又增资一千二百两；乙先人二千四万两，六个月后抽本八百两，十五十月后，又增入一千四万两；丙先入本二千两，七个月全抽回，十七个月后又别入一千六百两；丁则一开始不出本，六个月后入本一千八百两，十个月后抽出九百两，十六月后，又增入一千五百两。以下编号17，明人程大位《算法统宗》所载一例；编号26，清人康熙《御制数理精蕴》所载均是此类例子。其他编号22、5、6、13、16、17、25、27、28等写明了合伙经营年月的各例，每例所载各个合伙人入本年月均不相同。说明股东可以随时加入合伙。前面所述嘉庆十九年巴县吴宏钊叔侄与人合开花行例，一开始是吴宏钊叔侄三人与王有常、李元贵合伙，不久因遭人骗，经营亏本，嘉庆二十五年，李元贵退出；道光二年，王有常亦退伙，合伙只好解散。”另外，虽然明清时期合伙多在契约中写明不许随便支借的条条，如明代合伙契式即写明“不得支动店银，混乱账目”，而所得利润又必须优先提供给合伙本身作为资本等，上引清代北京万全堂例，在乾隆二十一年菅姓、乐姓与孙仔肩、姜廷宪等人的合伙合同中也写明“一年一次算账提利，不得预行支借。”这样的规定虽然会对股东及其宗族的行为起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显然程度非常有限，以至于为了排除万全堂药铺的原创办人乐家亲族人等的干预、破坏，在乾隆三十七年订立的一份合伙合同时特别规定，不许乐姓人等在铺里“搅扰非礼”，但仍保留了“每日去铺中取字号钱大制钱一千文，风雨勿欠，不在赚钱之内”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