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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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在众多著作中谈励志、谈教育、谈沟通，赢得无数读者。而刘轩却不以为然，他说：“不喜欢！没讲出我的话！”“我们就是做自己想做的，而自己想做的，常常是家长、老师不要我们做的。越不要我们做，我们越要做！我们进入了叛逆年代！”于是刘墉说：“那你就把一大堆年轻人的道理写出来吧！”就有了眼下这本《叛逆年代》。

刘轩——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刘墉之子。刘墉的书，畅销华文界，而刘轩却说：“不喜欢！没讲出我的话。”于是刘墉说：“你自己写一本！”就有了这本《叛逆年代》。

叛逆少年的成长

我参加了老爸的婚礼

妈妈说:“儿子是为奶奶生的!”

住在违建区

谢谢刘猫

马桶的感动

他一去,改变了我的一生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

离别,很轻也很重!

我的初恋

老子酷！老子不笨！
最近我跟高中的死党马克吃饭，他说：
“你知道吗？你是我在史岱文森遇到的第一个人。我还记得那天你穿着牛仔裤、球鞋和你老爸的皮夹克，看起来蛮孩子气的，跟今天的你差了好多。”
我也记得遇见马克那天，他还比我矮，更比我孩子气。居然一晃眼，已经是个高高大大、两百多磅的“巨人”。
实在很难相信，一个人在四年中会改变那么多。大家进入高中，也正式进入青春期。突然，“酷（Cool）”成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开始早晨“拜”镜子，花几十分钟梳头，也不再吃营养午餐，因为在学校餐厅吃饭“不酷”。有一天，我也发现老爸的皮夹克太逊了。
女生也一样，忙着找高年级的男朋友。“眼袋”是她们最大的敌人。最棒的话柄则是谁在胸罩里垫卫生纸，或是谁的迷你裙，短得露出三角裤。
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些都不够。“酷”的真正定义，是“做自己想做的”！而自己想做的，常是家长、老师不要我们做的。愈不要我们做，我们愈要做。我们进入了叛逆的年代！
问题是，史岱文森的家长偏偏都很严，使我们在叛逆中加上了矛盾。在家里死命K书，到学校则说：“我才不念那讨厌的课本！”女生们白天指责别人化妆好浓：“简直像荡妇！”晚上参加舞会却都穿着再紧不过的衣服。看到她们踩着高跟鞋，站着都快跌倒时，我真不晓得，大家如此叛逆，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讨好别人？
有一次马克指着远处一个抽着烟、叉着腰、头发做成Mohawk的庞克：“你知道他吗？我跟他一起上过小学。去年，他还是每个扣子都扣、裤子拉得高高的乖孩子。想不到吧！一年间，竟换了个人！”
这就是寻找“酷”。你要想尽办法，找最叛逆的朋友、穿最叛逆的衣服、做最叛逆的事。只是，当我们把自信穿在衣襟上，心里却是个大问号。
刚进高中时，别人的认同，就是自己的酷。偏偏有些人因此失去自己。那群整天坐在公园里喝酒的同学，彼此总是在说：“哈哈！我们太酷了！”但是当哪个人不及格的时候，却被那群很酷的人，认为还不够酷。连这么一点简单的功课都弄不好，在史岱文森，你还有什么资格谈“酷”？
跟“酷”相反的，当然是“不酷”——有些父母在门后挂上家法，不准儿女出去一步。有些甚至连流行歌曲都不让听，夜里还偷偷到孩子房间，看他们在读书或真睡着了，才能安心，生怕自己的小龙、小凤，有一天也会叛逆，被“酷”的魔力吸走，不当医生、律师了。
在史岱文森，小龙小凤第一节背着书包到，第八节背着书包离开，没有课外活动，也不敢交异性朋友。问：“你的热爱是什么？”他们只会茫然地看着你。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在毕业册上，他在自己的照片下写：“我虽然离开学校，但离开得太安静、太安静了！”
叛逆的年代，是无法找替身的。它甚至令你难以理性来分析。有一次，我被很“酷”的同学邀请去他的Party。我们在餐馆用食物打闹，坐在大楼屋顶上死命灌酒，深夜时大家脱了衣服在马路上裸奔。
又脏又累地到家，发现家人在门口点了一盏灯。上楼倒在床上，叛逆是够了，可是为什么觉得一点都不酷？
美国的名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把人生分为八个阶段。他说，每个人在青年期都会面临“寻找自己角色”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自问：“我到底是谁？”
在高中四年，我常躺在床上，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痛恨自己老是跟着人家走，听着流行使唤。奇怪的是，当我怀疑永远找不到“酷”时，答案已在眼前。
有一天，那位曾经头发竖起来的庞克，竟改回老实的发型、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大家差点不认得他。我们问他，为什么一下子“变了”？他说：
“老子酷！但老子不笨！”
叛逆，只是寻找“酷”的过程。真正的“酷”，就是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