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的温顺——讲演及相关论文集
|
读过这本书吗？
最近在读
读过
想读
还不熟悉
|
图书城书列：
加入到博客或社交网站：
|
|
我来评论这本书：
内容提要：
刘小枫是新时期极少数勇于担当而决不哗众取宠的杰出思想者。宗教性的表述导致了浅薄的时代对他的冷落，但也同时使他的文章具有当代罕见的人性深度。采取宗教维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仅有他显示了宗教的温情……本书是他的讲演及其相关论文集。
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小枫（兼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在高校的部分讲演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文章与作者近些年来研究政治哲学相关，且留下了行路的痕迹。 喜欢读"这本书"的人也喜欢：
作者简介：
刘小枫，生于1956年，曾就学于四川外语学院、北京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现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修订版2001)、《走向十字架的真》(1994)、《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1996)、《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1997)、《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等。
编辑推荐：
作者自述：
1993年我从欧洲回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乐黛云教授就邀我做兼任教授，每年去北大比较所讲一两次课，偶尔也应学生会邀请讲演。去年，乐教授说比较所在编一套演讲丛书，要收入我的讲演。由于大多数讲演已经刊印成书中的章节或文集中的篇章，况且，一些讲演不是在北大讲的，我没有同意。 经一些朋友敦促，我挑选了近年来的五篇文章编成这个集子，其中四篇与讲演有关。“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是1998年春天应海南大学社会伦理中心邀请在海南大学作的讲演；1999年冬，我在北大比较所讲了两次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研讨课，“刺猬的温顺”是2000年秋天在浙江大学哲学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作的讲演。2000年4月在北大作“尼采是谁？”的讲演，运气不好。当晚整座教学楼没有电，有同学临时买来蜡烛点在讲台上。我在昏黄摇曳的烛光中讲尼采幽灵，据说有神神鬼鬼的气氛。同年10月，这篇讲演的内容又以“尼采的微言大义”为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讲过。 1999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作了“现代性政治哲学中的刺猬：施米特”的讲演，同年10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也讲了一次，今年春天又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讲过。施米特的政治思想极具争议性，讲演引起纷纷议论。为了从学理上澄清施米特研究的背景，我编选了《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现代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是为文集写的前言。“金钱、性别、生活感觉”则是为我编的西美尔文集《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写的导言，这两篇文章原来都不是讲演。 这些文章与我近些年来研究政治哲学相关，而且留下了行路的痕迹。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和扩张，哲学要么被肢解成各种分门别类的学科（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要么成了语言分析、现象学分析、符号学分析的技术化思辨。哲学的实践性变成了主要由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来支撑的政治学或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已经丧失了生存位置。九十年代后期，欧美（尤其北美）学界新的“主义”论争传到中国，汉语学界一时间也陷入新的“主义”论争。本书关注的政治哲学，与作为经验学科的政治学以及由种种人文一社会科学来支撑的政治理论都不相干。用施特劳斯的话说，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要哲学。“哲学的这个最最根本的问题——关乎其自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问题，对于现代哲学来说不再是一个问题（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要使对于现代人文一社会科学（哲学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门类）来说不再是问题的事惰，重新成为问题。 《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原刊王炎先生主编的《公共论丛》；《尼采的微言大义》和《刺猬的温顺》原刊周实先生主编的《书屋》，收入本书时都有不同程度增订，在此谨向两位主编致谢。 刘小枫 2001年4月12日于深圳沐猴而冠斋 目录：
弁言
平等地重新分配真理？ “一种平等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承认的政治”承认什么？ 自由主义“强加于人”什么？ “我们”就是“我”？ 自由主义的民族性批判？ 谁是资本主义文化侵略者？ 金钱 性别 生活感觉 人无法居住在“纯粹手段”的桥上 形而上学孤独对男人女人一视同仁 不让感觉逾越灵魂的界限 寂静主义的社会哲学家 尼采的微言大义 尼采是谁？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扎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无辜的谎言” 瞎子修士的“怪书” 现代政治思想纷争中的施米特 施米特其人及其命运 施米特主要论著概述 施米特研究一瞥 施米特故事的各种讲法 刺猾的温顺 两位犹太裔哲人的不和 苏格拉底成了狐狸 刺猖揪住狐狸 自然权利抑或自然正当 雅典哲人与民众的政治- 神学冲突 神主政制与民主政制 哲人美德的转变 浪漫主义与世间恶 哲人与先知的世俗冲突 承负生活的严峻和残酷 书摘：
书摘
西美尔的思想是否因此就肤浅、不重要了?是否就不足以同马克思、韦伯相提并论? 西美尔提出过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假设”。 从前有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虽然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却能种玫瑰。“也许他们比别人钱多一些，也许他们肯在这上面多花时间，或者正好拥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阳光，总之，他们有玫瑰花，别人没有。” 本来，这种情况没有引起纠纷，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有人漂亮、有人相貌不佳，有人聪明、有人笨些，天生如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自然差异不应该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来号召：人人生来都有拥有玫瑰的权利，只有少数人有玫瑰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性”，必须改变。“蒙昧的无欲时代已经过去”，按照人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欲求自己应该有的东西。何况，从科学角度看，玫瑰在少数富人那里积累过多，他们会在玫瑰丛中窒息。 “在人民的呼声中，灵魂的最后渴望和最深层的文明思想同人民过于人性的冲动紧密相连。于是，一个革命政党形成了。”玫瑰人跟着就成立了保守政党，以便保护自己对玫瑰的占有，“保护现在才意识到的那种诱惑：拥有某些别人羡慕与渴望的东西”。革命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平等主义党派必然大获全胜，“因为该政党的道德观念最终潜入敌方阵营：社会正义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冲突”。 西美尔根据这个“社会学的假设”问，人类从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仍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地均匀分配给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时手气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阳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自然状态”似乎并不认同自然权利，总是出人意料地干扰现代人设想的平等理想。 在马克思那里头等重要的平等问题，西美尔用一枝社会学假设的玫瑰就打发掉了。从西美尔讲的玫瑰故事来看，他并非对于动荡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巨大变迁没有感觉。显然，西美尔对于这一切有自己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看法——不然，他怎么会认为马克思是个“蹩脚的哲学家”?史称马克思、西美尔、韦伯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但据说西美尔更像文化哲学家，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韦伯相当不同。可是，马克思、韦伯难道不算文化哲学家?这三位大师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歧是形而上学的差异，如此差异倒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性情相关，与身体的病痛不相干。无论心理分析或者阶级分析的逻辑多么引人人胜，都不可能解释思想者个人性情的形而上学差异。 西美尔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究竟是怎样的? 西美尔的社会思想从社会分工论开始，并非如有的专家以为的那样，从“货币哲学”论开始。但与马克思或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不同，西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做为现代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分工产生的“极端和彻底的专业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相互离异——也就是异化，其结果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货币哲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分工论的文化哲学基础上对现代生活的碎片化过程做了详细的分析，按照这种形而上学，现代性中日渐加剧的生命本身的碎片化，并非是人的伊甸园面目的历史扭曲，毋宁说是人的生存在体性悲剧的历史片断。 西美尔的分工论和货币哲学中，潜隐着一种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历史主义思想了不相干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一一而且是悲观主义的。这一悲观主义的形而上学使得西美尔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一文化批判毫无共通之处，倒是与韦伯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相近。不过，韦伯是尼采的信徒，西美尔是叔本华的信徒，对于他来说，(6’叔本华是比尼采更有意思的哲学家”。所以，尽管韦伯欣赏西美尔的思想感觉，最终无法认同他的形而上学的个人性情。 与其现代性碎片感相一致，西美尔思想由诸多片断组成，这里我选取了三个主要片断。 人无法居住在“纯粹手段”的桥上 《货币哲学》是西美尔惟一一部结构完整的大部头论著，二十世纪开头的那一年问世。不过，西美尔的基本思想已经反映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文章的题目已 经讲得很清楚：与马克思关心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西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因此，自然要“从货币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 西美尔并非不晓得货币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触击货币“对内在世界一一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关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身当然也有一套人的哲学，但在西美尔看来，恰恰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而非其经济哲学)过于肤浅一一所谓“蹩脚的哲学家”指的就是这回事。“只能用哲学方式来处理”现代货币经济与真正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意味着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睛对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恰恰是瞎的。 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经验社会学的货币研究。按照当今主流社会学界的“学统”观念，西美尔的货币研究就算不上社会学论著。西美尔当然看不起经验的实证社会学，如果要“从货币的作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肌理”，仍然需要哲学思想，而经验的实证思想并不思想一一其实也不分析。 货币古而有之，现代经济生活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韦伯，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在于理性化机制的形成。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 从前，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一一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一一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就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而言，以金钱为中心与以上帝为中心所产生的生命感觉有形式相似：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