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

周振华，1954年4月生,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经济研究》主编, 《证券市场研究》周刊副主编,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上海突出贡献专家协会会员, 上海青年联合会委员, 上海经济学会理事。

本书成书于1999年，一经出版就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书目，并被多次再版发行。本书主要是为全面系统的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本书学术性强，是了解当代经济学最新发展方向的必读书目。

序 张仲礼
0 导论：制度一增长的分析框架
0.1 过渡经济呼唤新的分析工具
0.2 经济条件·制度结构·经济增长
0.3 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0.4 对体制改革分析构架的重新审视
0.5 分析方法及逻辑体系
1 政府决策者行为方式分析：改革程序设定
1.1 政府决策者为什么要发动体制改革?
1.2 寻求改革合法性：政府决策者的处理方式
1.3 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
1.4 不同改革程序设定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2 中央与地方分权化：地方政府角色转换
2.1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化：内在逻辑性分析
2.2 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条件及过程
2.3 地方政府在体制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2.4 分权化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3 基层组织制度创新：双轨制下的两部门互动
3.1 基层组织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式：理论分析
3.2 旧体制边缘的革命：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
3.3 国有部门改革及其行为选择
3.4 两部门关系及对产出水平的影响
4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与新型居民部门崛起
5 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发展进程及其特点
6 市场化主导的新工业化进程
7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浪潮
8 经济开放化：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9 宏观体制框架与微观制度基础
10 统一市场构建与地区不平衡发展
11 产业空洞化与培育新的增长点
12 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实行根本性转变
13 结束语：前景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

这一偏差容忍区域的存在，其基本含义就是，当实际利益格扃与潜在利益格局出现一定偏差时，可以在原有利益格局下进行某些利益关系调整，而不必重新构造新的利益格局。也就是，在一定的偏差容忍度内，我们可以在既定利益格局下进行某些利益关系调整，并以此来缩小实际利益格局与潜在利益格局的偏差．当然一旦其偏差超出容忍范围，就要通过利益格局调整来缩小其偏差了。至于偏差容忍度的量化，已不是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内容了。我们这里只是通过这一概念来说明，实际利益格局偏离潜在利益格局尽管是常态，但不必经常调整利益格局，完全可以在原有利益格局下进行某些利益关系调整。实际上，偏差容忍度可以通过一组指标来近似反映，测量其容忍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利益格局虽然有相对的氇定性，但当实际利益格局与潜在利益格局的偏差超出其容忍度时，就会提出基本利益关系重构的要求，即利益格局调整。这是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是社会诸群体的利益重新界定和重新耦合的过程。因此利益格局调整总是伴随着全面性的体制改革。没有这种广泛而深刻的体制改革，就无法打破原有基本村益关系的界定，从而就不可能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反过来说，这种体制性改革必然要重新界定基本利益关系，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从这一意义上讲，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格局调整。这种伴随体制变革而发生的利益格局调整，是基本利益关系的重新构建。

第三，修正对政策执行的评判标准。政策制定者，同时也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其监督的评判标准对政策运用有重大影响。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各级政策制定者事实上是修正了其监督的评判标准，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
当然，基层组织是否采取政策“擦边球”的策略行为，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如果基层组织因循守旧，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地执行政策，不去冒险打政策“擦边球”，甚至有政策不用或不用足，也就没有政策“擦边球”现象。这不仅造成政策资源的浪费，而且也阻碍体制改革。在体制变革时期，基层组织对放宽限制性政策的放空，是最大的浪费，也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基层组织本身素质如何至关重要。这是产生政策“擦边球”制度创新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中国的体制变革过程中，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基层组织都能比较充分地认识到采取政策“擦边球”策略行为的意义及其有利条件，能比较自觉地在政策运用中打“擦边球”，以增进政策运用收益和推进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