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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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先生是一个既有特色又有代表性的人物。其特色体现在无论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他的学术思想都引起过长期激烈的争议，对他的褒贬臧否从解放前直到他去世十余年后的今天一直都在纷纭起伏。而象这种情况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其代表性体现在他的经历和思想清晰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各个时段的特征，清晰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段的作为和命运，清晰折射出各个时段政治对学术的渗透和干扰。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有必要进行各个视角和各个层面上的解读，因为这不仅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启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一世纪如何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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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文章，男，1948年生，湖北省鹤峰县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明哲学、现代新儒学，日本比较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关冯友生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冯友兰与新理学》、《冯友兰新理学研究》、《冯友兰学案》、《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新儒学论著辑要》等。
编辑推荐：
冯友兰，一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一个真诚的哲学家。他志道精深，殚精竭虑，建构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早年成名，晚年坎坷，一生中有过 "独创己见"的辉煌，也有过 "随波逐流"的悲哀。说到底，这是一个悟解了人生真谛，不断求取圆满人生的中国人。
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先生是一个既有特色又有代表性的人物。其特色体现在无论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他的学术思想都引起过长期激烈的争议，对他的褒贬臧否从解放前直到他去世十余年后的今天一直都在纷纭起伏。而象这种情况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其代表性体现在他的经历和思想清晰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各个时段的特征，清晰折射出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段的作为和命运，清晰折射出各个时段政治对学术的渗透和干扰。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有必要进行各个视角和各个层面上的解读，因为这不仅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启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一世纪如何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用“解读”一词是因为：虽然冯友兰的人生经历是距我们并不太远的客观历史，虽然他的学术思想保存在到处可见的“三史”“六书”中，但大家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判。因此，每个学者在接触这段人物历史和这笔学术思想时都会从中读出自己的结论。就笔者视野所及，仅对冯友兰一生进行全面解读的传记类著作已经出版了不下六、七种。每种著作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特色，自然也就从同一个冯友兰身上读出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自然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议和争论。公正地说，在这些著作中，就篇幅容量之大和论述之平实、公允而论似当首推田文军先生的《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一书。这部书出版的时间最为晚近，应该是吸收了以前那些冯友兰传记的成绩，同时也包涵了田先生自己长期钻研的许多成果，因此达到的学术水准也许是最为可观的。 这部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论述的全面和细致。我们知道，冯友兰的寿数长达九十五岁，他在中国哲学界的活动长达七十年；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和各种政治人物有过较多的交往，并因此和政治领域有着时远时近的距离、时好时坏的关系；他在三十几岁就取得相当大的学术成就并赢得巨大的声望，此后也不停地进行学术创作并保有自己的盛名，但也曾长期遭到各种各样激烈的批评和批判，当然他也批评和批判过别人；他的学术思想也较为驳杂，既有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研究，也有《贞元六书》哲学体系的构建，既有他自己独立自得的见解，也有深受政治影响的成份，既有多年一贯坚持的内容，也有发生重大变化、产生巨大落差的地方。总之，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的学术都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于这些复杂的内容，《冯友兰传》都进行了相当全面、细致的解说和分析。具体来说，田先生将这部书分为两部分，前六章考察冯友兰的生平，后六章考察冯友兰的学术。在前六章中，他考察和叙述了冯友兰的家庭知识背景、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活动、中年岁月的治学过程和思想演变、解放后遭到的长期批判和自我批判、文革时期的批孔行为及和“梁效”大批判组的关系，最后又介绍了冯友兰在文革后的宁静晚年中对“旧邦新命”的思考。在讨论每项内容时，田先生都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及对冯友兰的各方面影响，这实际上也就是将冯友兰的经历理解为多种时代条件作用的结果。其中，相当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对冯友兰家庭背景的考索，这是以前的研究者语焉不详的一项内容。通过田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来，冯氏先人尊师重教的传统及对子孙学有所成的渴望对于冯友兰（及其一弟一妹）成才的深刻影响。在后六章中，田先生简介了冯友兰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新编》）及“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概述了他对哲学史和哲学关系的理解，详细讨论了他的哲学观和形上学，认真辨析了他的文化观、人生境界说及哲学方法论。坦率地说，田先生对于冯友兰思想的涉及是较为全面的，对于冯友兰思想的叙述和分析也相当客观和实事求是，当然，如能再增加点思辩深度似更好。 这部著作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论点的平实、公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于冯友兰的评价上。我们知道，学术界对于冯友兰的评价分歧相当大，港台学者中有人将他列为“四大无耻”之一，称他的哲学史为“脓包哲学”（牟宗三语）；大陆学者有人将他视为高山巍巍的泰斗甚至圣贤，有人则对他腹诽或讥评不已。坦率地说，过高的褒或贬都是身为一介书生的冯友兰承受不起的，因为这并不符合冯友兰的人生真实和学术真实。相较之下，《冯友兰传》的评价是相当平实、公允的。在该书《引言》中，田先生指出：冯友兰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并且说：“冯友兰，一个在曲折中追求自我与实现自我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成名，晚年坎坷。一生中有过‘独创己见’的辉煌，也有过‘随波逐流’的悲哀。但是，不论在怎样的境遇中，他始终不曾放弃‘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使命与人生关怀；在人生的风雨中，跌倒了，爬起来又继续前行。曲折与坎坷，不曾使他一蹶不振、自弃消沉，反倒激励他弃伪求真，‘修辞立其诚’，不断鞭挞自己，解剖自己，以求为民族哲学与文化的更新，竭尽心力，添加营养。”又说：“丰硕的学术成果，特殊的学术地位，使他得到过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荣誉，也使他经受了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不曾经历的磨难。”这些话当然不能看作是田先生对冯友兰的全面评价，但却将田先生评价的主要方面都清楚地揭示出来，那就是：肯定冯友兰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领域的巨大贡献，也肯定他有过失误和悲哀，同时也肯定他有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应该说，这种评价是符合冯先生的人生真实和学术真实的，应该也能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比起将冯友兰解读为政治上的野心家或政治手腕高明者或政治上的趋炎附势者，或将冯友兰解读为学术上的脓包或不世出的大师，田先生的这种解读无疑更为公允和平实。另外，这部著作的平实、公允还体现在对一些材料的拣择上。比如，在钱钟书和冯友兰关系上有过一种说法——钱钟书指责过冯友兰“害人”，这种说法在前两年被一些报纸炒得沸沸扬扬。作为研究冯友兰的专家，田先生不可能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在写《冯友兰传》时他没有引用这种说法，而是指出钱先生对冯友兰心存感激，并在冯先生去世后亲口对人说过“冯先生是我的恩师。”应该说，这种对材料的拣择就是以平实的态度（不是猎奇）和用公允的眼光（不是偏狭的视野）作出的。因为作为受过冯先生恩惠的学生，作为一个明白世事的学者，钱先生即使对冯先生有不满之处，这也不会是他对冯先生思想感情的主流，感谢冯先生倒应该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理解而不是将钱、冯关系恶化的理解才是既符合事实又符合事理的结论。田先生的这种处理体现出面对艰难问题时“抓大放小”的高明。 目录：
引言
第一章一代哲人出唐河 祖籍旅脉系高平 一、“复盛馆”冯家 二、清水河边的童年 三、武昌家塾 四、在崇阳的日子里 五、从唐河高小到中国公学 第二章 京师红楼添学子 帝城沙滩迎新客 一、心仪北大 二、初临沙滩 三、学问天地 第三章 五四硝烟未尽散 赫贞江畔苦沉思 一、告别红楼 二、初抵纽约 三、神交柏格森 四、拜访泰戈尔 五、沉思赫贞江 第四章 中州教坛非所愿 清华园中度岁月 一、重返开封 二、燕京教坛 三、水木清华 四、抗战烽火 五、游欧泛思 六、保定监狱 七、南渡岁月 八、凤凰涅槃 第五章 “乘风无限飞腾意 急取轻装赶快先” 一、“接而不管” 二、“弃妇”心态 三、四级教授 四、“家有万贯” 五、学术良心 六、“一面白旗” 七、旧史新编 第六章 “明时不虑老将至 一悟昨非便少年” 一、“文革”前夜 二、“反动权威” 三、解除劳教 四、“批林批孔” 五、重入炼狱 六、旧邦新命 第七章 铜驼荆棘忧国难 史海钩沉释古今 一、“三史”字“六书” 二、哲学史与哲学史学 三、哲学与哲学史 四、哲学史与哲学 第八章 感物思类析理、性 核玄稽实察真际 一、哲学与形上学 二、“类”与“理” 三、“真”与“实” 第九章 考辨流行说大化 论气释道辨有无 一、“存在”与“流行” 二、“无极”与“太极” 三、“日新”与“循环” 第十章 甄文别类辨中西 弃旧图新求自由 一、文化是“总合体” 二、中西文化之异 三、中西文化之同 四、文化发展与文化类型 第十一章 觉解人生立境界 以情从理识五伦 一、人与人生 二、人生与人生方法 三、人生与人生境界 四、人生与宗教关怀 第十二章 是同别异标“新统” 辨名析理论“知言” 一、“四组命题” 二、两种方法 三、辨名析理 后记 书摘：
从冯友兰报考北京大学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冯友兰当年报考北大的动因，主要决定于他对哲理的兴趣，而并非主要出于功利的目的。这种情况同冯友兰自述的他在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稍有不同。中国教育，历来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所影响。冯友兰当然无法完全置身于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生计前途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当年清政府推行新政，设立京师大学堂时，曾拟设立师范馆、译学馆、医学馆、仕学馆、进士馆。这些不同的学馆，实际上即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由于不同学馆的学生毕业之后，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存在实际的差别，清政府曾拟对师范馆的学生给予举人出身，规定这类学馆的优秀毕业生，准许录用为官吏。但又规定师范馆毕业生有效力教育职事五年的义务。师范馆毕业生在专司教职五年的时间内，担任其他工作，则要撤销所得奖励。尽管由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毁，使京师大学堂一度停办；京师大学堂复办以后又旋即发生了辛亥革命，这些措施都未及完全实施。但从清政府当年拟对师范馆学生的奖励措施中，我们仍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官本位观念，看到“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延续和影响。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一变而为北京大学。但北京大学中的理科、法科、文科学生毕业之后的生活道路依然存在巨大差别。那时候，人们报考北京大学，有志于实业报国者，会选择理工科，有意踏上仕途者，会选择法科。文科则是不被人看好的专业。因为文科的学生毕业之后，难以直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教书之外，没有别的生活道路。这种现实情况，使北京大学对法科、文科、理科考生的学历要求也不尽相同。报考北京大学理科和法科的考生，都要求有正规的大学预科学历，报考文科则不需要这样，考生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对文科学生降格以求，原因即在于文科学生毕业之后，前途远不及理科学生和法科学生。 冯友兰1915年从中国公学毕业，已经具备了正规的大学预科学历。他报考北京大学，既够格报考理科，也有资格报考法科。但冯友兰为了学习哲学，报考了北京大学文科。当冯友兰以大学预科生的资格，自愿报考北大文科时，曾使北大的招生人员们感到惊讶。他们不理解冯友兰具有正规大学预科资格，为什么要报考文科。他们劝冯友兰报考法科，珍惜自己正规大学预科的资历。在冯友兰决意报考文科时，他们又劝冯友兰先报考法科，待进校后再决定上法科还是上文科。因为在北京大学，由法科转学文科十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