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

书摘
战争使民族诞生，也使民族死亡，它同时也没有停止过威胁各民族的存在。对我们法国来说，从1815年至1870年，那个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欧洲联盟、拿破仑辉煌的胜利和悲惨的失败，以及那些对如此之多战役表示认可的灾难性条约，决定着我们国家生活、政治体制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在44年的“武装停战”中，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心中对复仇的渴望和担心德国统一后会再次对我们造成伤害，支配着我们在国内外的行动。虽然我们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开辟了复兴的道路，但我们自己又把它关闭。由于我们没有巩固军事上的胜利，放弃了本可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帮助和补偿我们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损失的赔款，并且退而采取被动的战略和外交政策，以致让欧洲成为希特勒的囊中之物。在“二战”中，法国遭受了死亡外之外的一切折磨，现在，法国准备把它的发展和行动置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
第一个基础是，法国尽管遭受一切挫折，但仍然存在，她拥有主权，是一个胜利者。这无疑是一个奇迹。在她经历了一场无以复加的劫难之后，在她目睹自己的领袖屈从于敌对国的政府之后，在她经历了两次战争的蹂躏和被入侵者长期掠夺之后，在她遭受了迫使它投降和屈辱的统治者的蓄意羞辱之后，谁能想到法国将能够医治其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有谁又不说如果法国的自由即将到来，那也将归功于支配其国内外行为的外国人?在法国的抵抗几乎完全消失的时候，有谁不把期盼有一天敌人向法国的盟友投降时也向法国投降指责为荒唐?然而，法国最终从斗争中崛起，她边疆无损，统一仍在，管理着自己的事务，站在胜利者的行列中。因此，法国现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受到临国的威胁。德国被肢解，不再是一个可怕而专横的大国，意大利为曾对我们持有野心而感到后悔；自由的法国与英国的结盟，和消除积怨的非殖民化进程，保障了不信任之风不会再吹过英吉利海峡；情感和利益的约束，正在使平静的法国与和平的西班牙跨过比利牛斯山而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中立的瑞士的和睦的土地上，又怎么会出现仇恨呢?我们的邻居曾使我们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行动，现在，这种状态已经不存在了。
的确，正当法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这一状况消失之时，整个世界现在却因担心出现全球性的冲突而日夜不安。两个帝国——美国和苏联，与过去的大国相比已成为超级大国，它们军事对峙，各自拥有盟主权力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有核武器，可以在任何时候让整个世界震动，因而成为各自阵营的万能的保护者。这个危险的平衡如果不变为全面的缓和，最终就很可能将导致一场无法控制的战争。法国的财富和力量因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与它国发生的冲突而减少，它处于欧洲的边缘和遥望美洲的地理位置使之暴露在危险之中，它因国土辽阔和人口众多而经常遭受攻击。所以，和平对它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正像事实表明的那样，环境注定它应当自我维护。这是因为，法国不想把别人的东西说成自己的，其它国家从法国也无物可取；法国自己对两个超级大国没有怨言，最近的事件证明法国珍惜与它们人民的传统友谊，它们的人民
也对法国保持特殊的情感。总之，在以一个新秩序取代“冷战”方面，如果有一个声音可以听信和一个政策可以奏效，它们就是法国的声音和政策。当然，只有它们确实是法国的声音和政策时，只有法国伸出的友谊之手不受到任何束缚时，它们才能取得效果。
与此同时，在那些其未来正在孕育之中但拒绝向两个超级大国的任何一方表示效忠的民族中间，法国有着巨大的利益和声誉。拥有如此之多的人力和资源的中国，其未来充满无限的机遇。日本正在以其经济实力，重新在世界上独立地发挥作用。印度虽然受到生存和大国问题的困扰，但它最终将走向外部世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众多的古老和新的国家，出于发展的直接需要而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或从其中一方接受援助，但拒绝与之结盟。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目光转向法国。不错，在法国没有完成非殖民化过程之前，这些国家曾激烈地谴责它，但当它放弃了以前的占领地区之后，指责很快停止。如果法国不辜负世界对它的期望而为全球的人类的尊严和进步贡献力量，那么，它在世界广大的地区仍可利用人们对她的尊重、羡慕和赞美。
这样；尽管法国在两个世纪以来相对丧失了许多权力和财富，但使之能够幸存于可怕战争的命运，又让它担当国际领导人的角色。这个角色适合于法国的才智，符合她的利益，适应于她的方法。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法国应担当这个角色。我相信，没有国际的变化、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法国无疑要陷人混乱和衰落，而这些因素要求她再次感到自己被赋予的世界职责，所以她更应当担负起国际领导人的角色。这就是我的哲学。针对我国在国外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我将采取什么政策呢?
除了需要我们自己解决的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问题，我们所面临的其它的实际问题，都是一些紧紧缠绕在一起巨大的“戈登结”，解开它们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除非偶然发生新的战争。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定而持续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新的制度使这种政-策成为可能，它与过去那种不停地变换和转变的政策截然不同。

第八篇《一个必要的联盟》——雅克·德洛尔演讲摘录
[提要]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于1985年1月就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此前曾当选为欧洲议会代表(1979年)，后出任法国财政部部长(1981—1984年)。德洛尔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才能，为欧共体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重新启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注视下，欧共体迈出了几大步：建立了单一市场和欧洲经济区，为《单一欧洲法令》和《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进行了谈判，并将其贯彻实施。
1989年10月17日，即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布鲁日发表讲话一年之后(见第七篇)，德洛尔来到同一地点进行演讲，但他对欧共体的来来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其目的是说服欧共体抓住这个历史关头，迅速向联邦主义跃进。
在演讲中，德洛尔为了使自己的方案令人信服，指出“权力与自由不一定相对立”，为保护成员国的利益，欧共体需要权力。他概述了加强欧共体权力的必要性和客观条件：1985年经济危机过后欧共体国家的经济迅速复苏，保护自然环境、解决失业问题和苏东欧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等。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动因方面，他指出成员国政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考察的目标集中在欧共体机构身上。他指出，欧共体机构较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力，在法制的基础上忠实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井产生影响，但还不够。为了打消人们对进一步扩大欧共体权力的顾虑，德洛尔又列举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国进行合作的种种理由，其中包括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不仅具有权利，而且还对他人和整个杜会负有责任。他想借此说明成员国必须抛弃极端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欧共体的制度必须强化，必须扩大“共冈行使的主权”。与此同时，他还提出，真正的联邦主义包括一个“辅助性原则”，即“绝不把小的实体最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大的实体”。他在回应撒切尔时说，“辅助性原则”使联邦主义在欧洲拯救了多元主义、多样性、爱国主义和民族特征。他警告说，抛弃了联邦主义，将意味着欧洲再次回到民族主义的泥坑中。
总之，德洛尔认为，如果欧共体扩大后变成“一个大而散的政府间性质的结构”，欧洲将面临悲惨的命退。两年之后，欧共体的领导人在马斯特里赫特对德洛尔的呼声做出了反应。
我今天应你们校长鲁卡切斯基教授的邀请，在欧洲学院庆祝它建校40周年之机，向你们发表讲话。在这40年中，欧洲一体化经历了风风雨雨，它有过充满希望和阔步发展的年代，更有过长期衰落和止步不前的岁月。然而在这里，在布鲁日，对欧洲理想的信念从未泯灭。你们的校长鲁卡切斯基教授十年前就以精确和多元主义的欧洲观肯定了这一点。他写道：“塑造欧洲人的意识，把欧洲当做文明和命运共同体和培育对它的情感，这与西方伟大的大学传统是完全一致的。”
很高兴你们学院今年决定对丹尼斯·德罗金蒙特(Denis de Rougenmont)表示敬意，他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但他一生的工作和著作却是宝贵的遗产。我想从个人关系方面讨论丹尼·德罗金蒙特，因为我虽然未能幸运地与他一起工作过，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我非常想念他，为什么我从他的知识和政治成就中受益匪浅。
首先，作为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欧洲人，我与其它许多人一样，正在继承他那时开辟的事业。他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主义是一个有着许多壮观景色的事物。他把它看做一种方法，一条通向现实之路和一种社会观点。我经常发现，自己把联邦主义当做一种带有辅助性原则的方法，认为它是一种方式，调解一些许多人看来似乎是难以调解的矛盾：如统一欧洲与忠于自己的国家；要求欧洲共同体具有解决我们时代问题的能力与绝对必要地保持以我们的国家地区为表现形式的根基；职责的集中与下放。解决这些矛盾，可以使我们绝不把小的实体最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大的实体。这就是“辅助性原则”的精确的含意。
作为一名个人人格至上论者和艾门纽尔·摩恩涅尔(Emmanuel Mounier)的信徒，我相信在欧洲人认识到了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迷惑的时候，他的思想将会再度产生影响。欧洲人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认识，其程度将与他们近年来一直在拒绝集体主义和某种程度上也拒绝慈善的国家相同。
因此，我今天很高兴向这样一位一生都在希望的土地上耕耘的人表示敬意。具有意义的是，在1948年海牙大会上，丹尼斯·德罗金蒙特应邀帮助起草和宣读了《致欧洲人的一封信》，他宣布：“欧洲的使命是把它的民族统一在多元化特征之中，把他们统一在现代社区生活的环境之中和为世界正在寻求的那种有组织的自由开辟道路……维护人类的尊严是欧洲取得的最大的成就，自由是它真正的力量。而在我们的争斗中，人类尊严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需要欧洲大陆的联盟，这不仅是为了拯救我们已有的自由，而且还是为了把自由的好处带给整个人类。欧洲的命运和世界的和平就掌握在这个联盟手中”。假如他今天和我们在一起，我想与他讨论与我们共同的未来有关的两个问题。
丹尼斯·德罗金蒙特相信我将其称之为“自下而上”的那种工作，即统一从底部开始，从自然的根置于利益一致和情感趋同的小的实体做起。这自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一些人，还必须同时自上而下地工作，从上面俯视一体化的道路。不然，细小的团结河流将不会汇集成滔滔向前的江河。
丹尼斯·戴罗金蒙特敬畏权力，让我再次引用他的话。他说：“我的哲学是这样的：权力是一个人向他人施加的权威，自由是一个人可以向自己施加的权威”。虽然我不否认这种说法的哲学意义，但从政治观点上我却不敢苟同。
从政治上讲，权力不一定与自由对立。如果欧共体不想维护其价值观，不代表成员国来维护整体利益，不慷慨大方，它和它的民族和国家都将不复存在。让我们坚持强大的足以博得尊重和坚持自由与团结的价值观吧!在像我们这样的世界里，舍此没有其它的办法。
我把权力与我经常祈求的促进欧洲一体化复兴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今天，我想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权力。假如我们对想实现的理想缺少方案，必要性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反过来，如果没有决心和行动的方式，一种理想又能有什么影响呢?我感到，把必要性和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到来。
为此，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利用我们国家的遗产和我们制度的力量。让我们在人民能够感到仅有国家采取的行动具有局限性的时候，强调把必要性和理想结合的重要性。我们目前关注的东西，不管涉及社会还是涉及由经济和货币联盟所表现的新的边缘领域，都为我们在尊重各自的特征、多元主义和“辅助性原则”的同时，共同把握主权提供了的绝好的机会。
任务紧迫，时间不等人。当动乱震荡世界尤其震蔼另一个“欧洲”时，再次获得活力的欧共体必须为增强凝聚力而奋斗，必须为迎接历史的挑战而确立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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