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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Ahmatova，A.A. 1889 - 1966）】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苏联俄罗斯女诗人。生于敖德萨一个海军工程师的家庭。曾在彼得堡女子大学学习法律，但她酷爱文学，尤其是诗歌。1910年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游历许多国家。曾加入阿克梅派。1912年出版诗集《黄昏》。1914年发表诗集《念珠》，曾引起轰动。二十年代初期出版诗集《车前草》（1921１９２１）和《Anno Domini MCMX XI》（拉丁文，意为耶稣纪元，1922）。她的诗多以短小精致的形式，袒露复杂的内心矛盾。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普希金的创作技巧。卫国战争时期创作过爱国主义诗篇，如《起誓》（1941）、《胜利》（1942-1945）等。战后继续写作抒情诗，1946年受到批判。五十年代后期恢复名誉。晚期的诗歌有《没有主角的长诗》（1940-1962）和《光阴的飞逝》。她和前夫古米廖夫同是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出版的作品有长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组诗《安魂曲》等。1964年获意大利国际诗歌奖，1965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诗人喜爱中国古典诗歌，曾译过《离骚》和李商隐的无题诗。
　　1966年３月这位饱经风霜的女诗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结束了她77年的坎坷历程。
[编辑本段]自述
　　【阿赫玛托娃的自述】
　　我于1889年６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１９０５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１９０７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冷淡了。
　　1910年（旧历４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艾迪逊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那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１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３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斯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庄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雕像》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为何我这样认为，因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抢购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雕像》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２０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５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５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书摘
我不会再回忆这些“陈芝麻旧谷子”，如果格·伊凡诺夫回忆录的这些小文章不是在外国刊物上大行其道的话。它成了全世界撰写我革命后传略的基础。斯特拉霍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一九四九)予以翻译和转载，我在哈金斯，
Di Sarra，RepellinO的著作中知道了它，朋友们告诉我，“您何必理会它。”可能不会，但这个建议很奇怪。如果我在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年间从不曾反对过什么，那么所有这一切就意味着，我的反驳应予注意。
为什么在这杆钓鱼杆上外国人会上钩，很清楚。这个宣布极富诱惑力，革命扼杀了青年的才华，何况自一九二四年我的诗就停止刊行(亦即被禁)，多半是因宗教的缘故。
然而外国人——无关紧要，作为能够了解真实情况的俄国作家，竟如此急遽地分解，我实难索解。
格奥尔基·伊凡诺夫不会不知道，我的书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销得很快(阿良斯基的“阿尔科诺斯特”销了一万五千册)，那时候B．H．艾亨鲍姆关于我的诗的著作出版了，维诺格拉多夫的长文《阿赫玛托娃的修辞学》，楚尔科夫(《我们的同路人》)、艾亨瓦尔德著作中的章节，等等。楚科夫斯基宣读报告《两个俄罗斯》。关于演讲我已谈过。未来主义者们研究过我的诗，B．维诺格拉多夫和口尔蒙斯基可以同样证实这一点。
这个Prosperity随着我的莫斯科之行而告终(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在《俄罗斯同时代人》的晚会上朗读《新年叙事诗》，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决议停止流通，直至一九三九年。
个人崇拜时期，我的名字被禁，漫骂有如自来水般喷涌而出，搜索时我的肖像从墙上取下(一九二七)。帕斯捷尔纳克好不容易才说服《新世界》编辑部准许在他献给我的诗《好像，我在收集辞汇……》(一九三○?)印上我的名字。在我看来，彻底揭露格·伊凡诺夫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回忆录”的时刻来到了，洛加图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怀着明显的同情不曾写到这一点。
大概，他只好这样行事，没有别的法子。然而，照我的看法，没有比分明的诬蔑更好了。
DiXi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科马罗伏
在我莫斯科的晚会(一九二四年春)之后，禁制我的文学活动的决议颁发了。杂志和作品选刊不再刊登我的作品，不再邀请我参加晚会。(我在涅瓦大街遇到玛．沙吉尼扬。她说：“您是这样重要的人物，中央委员会关于您作了决议：不捉，但也不；刊登作品。”)
一九二九年《我们》和《红木》事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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