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经济学的迷思

此书汇集了作者在香港工作、学习、生活期间的所闻所思。既有中国经济问题的热点、难点分析，也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过程的描述；既有作者个人的见解，又有经济大师的真知灼见的介绍。作者以经济评论的形式把它们诉诸文字。这里没有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没有高深的数学模型，有的都是发生在人们身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经济问题。文章短小精悍，语言通俗易懂，观点鲜明简捷，是一本可读之书。

　　读者对象：经济理论研究和对现实经济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大专院校师生。

在现代社会，面对着五彩斑谰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面对着蜂拥而至的各种资讯，许多人往往会无所适从，无所抉择。如果有人能够对这些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点描述、一点解释与一点分析，这或许能给人们多一些可选择的视角。经济学人并非先觉的圣者，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做一点解释、一点分析与一点说明，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能做的事情不会有太多。本书所体现的意义也仅此而已。

易宪容，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2年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在1986年、1989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199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研究。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著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金融市场与制度安排》、《科斯经济思想研究》、《现代经济学入门》（合著）等；译著有《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为香港《信报》、《香港经济日报》、《大公报》、《明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多篇，并主持多套大型丛书。

序：香港――飘在南国的一片彩云
第一部分 制度安排与人的行为
产权安排与人的需求行为
产权是市场博弈的结果
“制度性”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制度启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数字游戏”为何会越玩越甚
中国农民需求为何启而不动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谁获益、谁受损
北京公房二手市场为何有行无市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
制度演进与经济贫困
用钱堆不出诺贝尔经济学奖
蒙德尔：其人、其事、其学说
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
第二部分 政府管制与对外开放
政府寻租严重阻碍着经济成长
不要价格运作的市场经济
政府为何要包揽市场竞争
2000年民间投资能否启动
放开服务业管制，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入WTO和中国经济生命力
开放政策能否带来经济增长
第三部分 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
21世纪：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000年：中国经济八大热点问题
中国的财政赤字与信贷紧缩
2000年中国物价能否止跌回升
劳动密集产业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西部开发应以市场为依归
西部大开发：岂不可换个思路
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可行模式与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化解之道
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英法的经验
治理通缩：政府仍须加重药方
第四部分 国有企业改革与障碍
国有企业改革无法逾越的障碍
国企管理层推行认股权要慎行
国有企业隐，陛失业的合约分析
第五部分 香港经济评论与分析(上)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香港的机遇与挑战
香港既是“窗口”，更是“催化剂”
香港如何分得国内“旅游热”一杯羹
加强中港互动：双赢的不二法门
外企中国人市，香港可捷足先登
市场供求背后的形成机制：香港经验
香港失业问题如何化解
第六部分 香港经济评论与分析(下)
不改革，香港路在何方
大学终身制能否保证学术自由
香港输入内地优才计划为何失败
化解贫富悬殊要以市场为依归
“以法治国”还是“依法治国”
以平常心看待现实、看待特区政府
要经济效率，还是要社会公平
第七部分 新经济的特质与远景
未来社会竞争的实质是制度竞争
钱堆不出高科技
高科技发展：美国与台湾经验
市场竞争新论：“扎堆”的效应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基因革命”对未来经济生活的影响

书摘
三、制度与经济发展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制度与贫困”。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中，世界银行的官员和学者围绕这个题目作了发言。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Wolfensohn J．D．)在简短的讲话中指出新制度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收入转移；第二是调整政策以保证稳定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第三是赋予贫困者“能力”。后者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贫困者的呼声；二是改善贫困者拥有的信息量；三是提高贫困者的责任感或自主意识，方法如加强教育和放权。世界银行的吉姆纳兹(E．Jimenez，1999)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在四个方面探讨贫困问题：第一是正规的政府，好的、规范的政府制度可以降低贫困水平。第二是非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可以对消除贫困起到帮助作用，但作用十分有限；非正式规则主要通过私人转移来发挥作用。第三是政策的作用或影响，例如，政苻增加教育投入的政策可能对贫困者帮助不大，因为社会精英往往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贫困者。第四是信息，例如缺乏信息使贫困者得不到信用支持等。
对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这次会议提交的成果不少。奥尔森(M．Olson，1999)等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主要是资本的积累和配置过程，而资本的积累配置又主要通过市场以债权和股权的形式进行，这样一个有效市场的形成需要政府制订正确的公司法或其他商业性法律。他们用债权和股权之和作为“通过市场流动的资本”指标，以工具变量法对这一指标与政府制订的商业法律、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研究。结果发现事实表明，能够有效保护债权和股权所有者法律利益的商业法或政府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好的公司法或商业性法律可以推动投资者投资债权或股权，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本增加，这可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也得到其他一些论文的支持。尼桑克(M．Nissanke，1999)等在对次撒哈拉非洲金融市场的制度的研究表明，受到结构和制度约束的经济，在信贷风险、监管成本和法律成本均很高的情况下，无论正规的或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将出现分割局面、甚至逐步萎缩。所谓分割即信贷机构只对少数企业提供融资。当然，这个事例又说明，从外部简单强加给一个经济体系以现代商业法律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交易的扩展和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强烈的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欧斯顿(LeeJ．Alston，1999)等对阿根廷中央银行制度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为解决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问题，阿根廷于1991年开始债转股计划，1992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1995年对地方银行进行私有化，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变革措施。但这些并没有为银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带来良性循环。独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立即推动地方银行的私有化，这是因为在债转股计划的刺激下，仍然有大量资金流入地方银行，这降低了地方银行私有化的激励，他们继续用这些资金进行无效投资，直到新的金融危机产生。危机产生后中央银行拒绝再一次将他们的债务货币化，在破产的威胁下，地方银行才开始私有化。这里，中央的制度创新经过两年的滞后期才落实到地方。这个例子也说明，在存在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进入良性循环，反而可能是经济危机更能推动制度变迁。

总之，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下，诺迪克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未尝不可，但在中国转轨经济中，这种观念是不值得传播的。因为这会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那些不希望改革、反对开放政策的人提供理论上的根据，从而阻碍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当然这种影响日前仅仅是开始，但中国经济学理论界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当然，尽管诺迪克研究表明开放政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不明显，并认为开放政策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冲击，但他认为要建立一套纾解冲突的机制是合理的。他所要建立的机制是：
①政府应着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和信誉。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矛盾和冲突中的各方之间灵活协调，扮演一个公正、中立的协调者角色。如果政府在民众中失去威望和信誉，再好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都无力补天。
②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使政府能够听到公众的声音，也使公众中的不同人群听到彼此的声音。所谓制度化的声音，是指允许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或保证在决策层中有不同阶层的代言人。这在于，一方面人们之间若能信息相通，则可增加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并创造出更多合作的机会，从而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动荡。另一方面，若公众能充分理解政府的处境与选择，则对政府的拥护程度会上升，政府也可能在面临决策时能有所咨询，从而做出更兼顾全局的妥善安排，或是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有更大的空间，因为执政者选择与不同集团结盟组合的可能性增加了。
③加紧建立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因而需要相应的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保护那些受害程度最深的公民，同时维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合法性。如果没有这样相应的保障制度，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以说，诺迪克要建立纾解冲突的机制是十分可取的，也是一个社会走上有序化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没有开放政策，没有开风气之先，政府既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也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民众更不知如何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纾解冲突的机制要建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开放政策比建立一套纾解冲突的机制更为重要。

老龄化问题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普遍的现象。据James测算(徐滇庆等，1999)，1998年以后35年间，世界上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将会成倍增加，即从原来的9％增加到16％。在中国，此比例将会从9％上升到22％。因此，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最为热点、最为棘手的经济问题，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为突出。
在中国，将面临着世界人口史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增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预计60岁以上的人口有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按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还会迅速老化(见表1)。从表1可以看到，在不到50年内，中国的抚养率(support ratio)将会由目前的10．6％下降到3．3％。这表明不仅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重重困难，而且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World Bank，1996)，如果中国到2033年仍未能改变目前的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缴纳的税率要高达39％才能支撑这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制度要维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许多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上做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特别是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在总结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经验之后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正如世界银行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条件下，最好的办法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的贫困线水平的最低收入的固定津贴制度，同时再建立一个符合老年人根据其社会和职业地位需要的规定缴费制度”(World Bank，1996)。根据世界银行的建议，中国政府1997年颁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的养老金制度的26号文件。新的养老金制度包含三个重要支柱：一是定义养老金支付方法的社会支柱，这部分用于进行再分配；二是定义缴费方法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这部分每个职工都必须参加；三是由各个企业或私营保险公司经营的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8)。不过，正如世界其他国家所走过的路一样，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受到了历史负担和政治现实的阻碍，其改革的进程并非如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所构想的那样顺利发展，反之却困难重重。
那么，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困难?中国的具体情况复杂当然是一种可解释的理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问题在于任何一次政策的出台，都没有进行充分讨论，没有进行长期规划的可行性研究，没有确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于每一次政策的出台都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从来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窠臼，没有顺应整个世界社会保障体系向基金制转轨的趋势；在于跳不出渐进改革观念模式，患用学理上完全相悖的两种运作方式糅合一起走出自己困境，这肯定是一种天方夜谭。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其运作的成本与收益归结到受益者个人身上，并通过制度来真正地保证其有效的运作，而不是其他。以往的经验表明，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要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香港的经济运作，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锤打，形成了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有一套有效的法律体系来维护。这种体制完全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并按照国际标准与国际惯例运行。因此，国际大跨国公司在香港云集。还有香港一方面能够为转轨经济中的中国经济提供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缩短中国经济的转轨期，把中国经济带向世界。例如，香港的转口贸易、金融服务在经济中的比重举足轻重，原因就如此。
香港人才聚集的国际化，其表现有：由于香港饯展机会多、工资水平高，不仅香港的公司与大学都会面对世界各国招集优秀人才，而且许多优秀人才也愿意来香港工作。远不多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留学欧美的那些优秀人才，他们都已经学有成就，面对着香港的发展机会，加上文化上同一性、血缘上密切性、语言上便利性、地缘上的相连性等因素，他们纷纷云集香港。目前香港各大学、各大公司，这批人占相当的比重。
还有金融市场体系、政府运作制度、法律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国际化，香港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尽管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沿海不少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大连、深圳等，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直接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它们逐渐成了中国各局部面向世界的“窗口”，但是香港在经济文化环境的积淀、经济运作的市场制度的形成、制度安排的建立、人才聚集的条件与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国内城市是无法比拟的，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达到的，即使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尽管目前是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快、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但是我们在罗湖口岸一跨入深圳，香港与深圳的经济、文化、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落差十分明显。深圳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城市更会逊色。因此，尽管中国加入wTO会加快中国沿海城市国际化的进程，但要弱化香港的“窗口”优势似乎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反之，在近20年内，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入，香港对中国经济的“窗口”优势不但不会弱化，反而会更加明显，近年来香港转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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