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我荒凉的额

苏德，年龄不详，思想开放，行为保守，乐于助人，安于现状。 不习惯摇滚，讨厌重金属，被人教唆着无可救药地爱上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阴冷的雨下个没完的时候，每天都听这样的音乐，祈求一切和晦涩有关的统统消失。可当天空真的放晴，关掉音响，却突然失去了方向。苏德的指南针只是文字，依寻着所有可辨的踪迹，带所有的人一起慢慢小跑。

网络进入中国，并在这里安营扎寨，虽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其发展趋势却相当惊人。它就像一种注射在中国大地上的高级振奋剂，使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焕发出了一股前抽未有的活力。有人把它叫做“网络经济”，也有人把它称为“网络经济”，也有人把它称为“一种看不见的生意”，犹如一只轻易看不见的手，把市场经济搞活了。

烟逝
我是蓝色
星期四到星期二
戒情人
睢鸠她们
哦，莫恪
遗失在五月
用它，悼念逝去
生活

不谈恋爱，或是说根本谈不成恋爱，也是因为我的归属问题。在恋爱的掠夺过程中，我惧于轻易地迷失自己，而附属于爱情，所以我逃避。我要我属于自己，时时刻刻。stanley仍然很深地爱着我的妈妈，与此，我无奈。塞能够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地来到我的身边，曾经我对他说过，我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人。我是独立的，甚至被这个社会所遗忘，我的妈妈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我的爸爸常年不在中国。在上海，我是孤独的，尤其在外公和宋妈回了浙江的老家之后。塞喜欢把我比喻成《内慌》里的玛丽陀思，骄傲却自卑。我知道自己渴望附属于谁，这个在我十四岁后就丧失的权利。在他们离婚的日子里我成了一件挺值钱的东西，在他们的交易里面。我知道我是他们婚姻惟一的遗留品，谁都想保存着，永远地。双方都对我描绘了另一个国度的美丽：俄罗斯有很壮观的雪景，对于出生在南方的我来说的确极具诱惑力。新加坡没有冬天，亚热带风情时时刻刻都美丽，郁郁葱葱的城市风景，没有垃圾。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深地爱着这两个国度，我可以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和俄罗斯小伙子跳舞，并且接受他们的热吻；我可以在实龙岗的马路上开Stanley的保时捷，遵守交通法规地靠左行驶。那段日子我总是不断地接受选择或者抉择的痛苦——到底跟谁?
哪都不去，我要留在上海。于是他们开始整理行李。似乎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谁都没有个人地得到他们婚姻的惟一遗留品。我安在上海，折中的，让他们满意。他们决定，夏天我去俄罗斯，冬天我去新加坡。其余的时间留在上海念书，哪里都不要去。我的生活在14岁那年开始分裂成两端，我的档案也因此而更改。居然我没有哭。不像别的父母离婚的孩子感到天塌下来的危险，也许因为我明确地感到他们仍然相爱着。也许世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骄傲而失去最爱的人，我想他们便是如此。我不怨天尤人，总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因此而呈现另一种美丽。爸爸先离开的，14岁的春天。
走的时候妈妈还给他织了条围巾，挂在他的脖子上：那天，她居然哭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惟一的一次，包括后来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公司毁于一旦的时候，她都没有掉眼泪，反而是那次，哭了。1997年的时候，从泰国泰铢贬值开始，金融风暴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加坡登陆。
失业率的急剧增加，新币的大幅度贬值，她们的公司从两百多员工到后来只剩下十四个员工——从总经理到接待小姐。妈妈上网的次数开始减少，她隐瞒着，我问起的时候，她总是：没事，影响不大。一直到1998年的冬天，我跟妈妈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