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本书为“鹅湖学术”丛书之一。如何重新定位史料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已经构成历史学者不得不回答的问题。青年学者念群先生在本书尝试应用“中层理论”来重新思考在中国历史研究俗境下面临的理论困境，“中层理论”一方面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二方面讨论如何改变史

杨念群，男。1964年1月出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同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1995-1996年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学者；1997年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并与友人合作主编系列译丛：《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丛书介绍』
“鹅湖”取意于南宋时期江西铅山的著名书院——“鹅湖书院”。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吕祖谦曾同会于此，辩论“性理”之道，后人称之为“鹅湖之会”，传扬天下而成为士林佳话。后来，“鹅湖之会”便被作为一种学术盛况和学术传统的象征，寓指各种学术思想和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和不同思想相互砥砺，相互促进的学术风气。
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经过80年代的激越蹈厉、90年代的沉潜蕴积，中国学术正在深入精进，这套“鹅湖学术丛书”即以此繁荣学术为念。这套丛书以“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为原则，有别于充斥坊间的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了重复堆垛而毫无创新的学术泡沫。

本书为“鹅湖学术”丛书之一。如何重新定位史料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已经构成历史学者不得不回答的问题。青年学者念群先生在本书尝试应用“中层理论”来重新思考在中国历史研究俗境下面临的理论困境，“中层理论”一方面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二方面讨论如何改变历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的工匠式的治史方式，从而找到一条中国史学研究的中间道路。

编辑人语
自序
第一章 现代中国史研究“正统观念”的源起及其反思
一“国民史学观”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创构
二 社会史的表述方式与世界体系的关联性
三 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
四 中国史学的传统渊源：“正统观”与现代意识的悖论关系
五 起源神话的迷思：现代意识的陷阱
六 “复原论”的魔影：实证主义的误区
七 克服“正统观”束缚的可能性：一种推测
第二章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思想史问题意识的演变
一 启蒙话语与“心理主义”解释传统的复归
二 传统如何被创造性地转化？
三 超越“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框架
四 中国思想史研究与“现代性”问题
五 由西徂东：“理论旅行”的现代性意义
第三章 “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一“国家—社会”的对峙框架与地方史研究的兴起
二“公共领域”概念与中国经验
三“韦伯式圈套”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四 冲突与控制：汉口的近代化模式
五 对“汉口模式”的批评与反批评
六 “市民社会”概念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适用限度
七 “市民社会”研究在中国的前景
第四章 从“士绅支配”到“地方自治”“基层社会研究的范式转变
一 士绅理论：从“身份论”到“支配模式”
二 村落共同体的功能演变与地方组织诠释的多义性
三 从结构功能分析到社区史研究
……
第五章 “中层理论”的建构与中国史问题意识的累积和突破
第六章 身处后现代思潮中的我们：历史如何重新书写？
主要参考文献

书摘
此项研究的酒井忠夫界定乡绅的标准，是明末社会预备官僚士人(举人、贡生、监生、生员)之外的在乡官僚及退职官僚，其身份呈现出的是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结构。同时，乡绅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国家政权虽然对乡绅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加以一定的限制，采用新的形式，重新编成地方征收税粮、徭役及维持共同体再生产的机构如里甲制，但最终还是容忍了士绅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国家已变成代表乡绅利益的权力机构。因此，这一时期的士绅理论均与土地所有制及与国家利益的一体性有关。④
和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路径有些相似，当时的日本学者普遍把士绅阶层的存在和作用与土地占有的方式连接起来加以考察。他们认为，宋代以后的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特别是明代后期以来的货币经济、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小农经济出现了，自立性的发展趋向，村落共同体也形成了以地缘结合的局面，以此村落作为结合基础的抗租运动也逐渐组织了起来，里甲制本身变得无法维持，旧有的形势户、粮长层对上地的占有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渐渐瓦解变质，于是乡绅大土地所有制就会取而代之。乡绅好像是明显作为新土地所有形态构筑的主体，成为“社会支配的身份”。这种把乡绅身份单纯同土地占有情况相连接的说法遭到了后来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并不是乡绅范畴从根本上规定了土地所有的形态，或反过来说，乡绅并不是土地所有形态所规定的存在，乡绅起支配作用可能还有文化因素等其他原因，仅把乡绅支配理解为一种占有土地多寡的经济关系毕竟是过于狭隘了。
日本学者试图突破仅仅从乡绅的土地所有形态评价其基层作用的狭义理解，而是想把乡绅视为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因为仅仅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当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支配下的地主佃户制反映的冲突尚不足以概括乡绅在基层的多元作用，因为不但中国社会中明末以后大量出现不直接隶属于地主的个体自耕农，以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推论乡绅的作用，显然是过于狭窄了，而且乡绅在社区组织、宗教祭祀、宗族统治等方面的广义非经济功能，也被摒弃于分析视野之外，这同样是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者的治学盲点。最后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乡绅应被作为社会构成和体制概念加以理解，从而超越了土地所有形态的界限。
日本学者较早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绅士基层的变化，但其观察视角十分复杂，至少可以总括成三派：一派认为乡绅起着某种中间层的作用，乡绅的意义和功能似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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