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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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犹如环流之水，每一瞬间都包含着无穷的过去。任何人无法须臾离开传统而存活，任何民族也无法割断自身的文化脐带而成长。20世纪末的一个夏季，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经历了太久太久无声的分离后，又一批由年轻记者组成的大陆参访团踏上了宝岛台湾的土地。此岸与彼岸的缪斯，以互补性的劳绩，成就了“长河落日图”的景观。文心向背，岂可拂也？那就让我们把两岸文化――文学关系的论题，在以下的章节逐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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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曾经卷起过千堆雪，毕竟构成了又一道长河。此岸与彼岸的缪斯，以互补性的劳绩，成就了“长河落日图”的景观。文心向背，岂可拂也？那就让我们把两岸文化――文学关系的论题，在以下的章节逐一展开。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唐山流寓话巢痕 第二章 “原型”与“新质”的关联 第三章 民族抗争中的台湾文学 第四章 光复初期上海与台北知识者的精神互动 第五章 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困惑 第六章 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七章 新生代与文化积淀 第八章 原住民文化在台湾文学中的呈现 第九章 台湾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第十章 民俗、方言与台湾文学 第十一章 传统文论与当代台湾文论 结语 书摘：
梁启超当年写台湾，砚沾悲情，称这里是“千古伤心地”。侯效贤执导的在国际上获大奖的台湾影片，取名《悲情城市》，也以沧桑变迁反映台湾地区人民共通的哀怨。悲情之雾弥漫于文山韵林，到了当代作家笔端，亦自迥出尘埃，有悲情母题的提炼。小说家陈映真的早期名篇之一《乡村的教师》，着实是借小说艺术隐秘地表述一种苦难、悲情以及对理想的向往与破灭，让人物分担民族的忧郁、；小说中，个人的苦难以社会的、历史的和时代的苦难为呈现方式。佃农出身的主人公吴锦翔，青春年少时富于改造、建设家乡的热情和理想。不久被日军强征去异域当乓，经受了一场“定命的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的洗礼，并为了存活而在婆罗洲参加过“人肉”筵席。烽火五载如梦一般过去，吴锦翔重返故里，接办一所乡间学校，年轻时改革乡土的热望重新燃烧起来。然而光复后，依然是岛内磨难，国内动荡，民族分离，无情的现实剥夺了他实践理想的可能，心中的蓝图不过是画饼充饥式的“精神享受”而已。尤使他陷于怆绝的是，当他庄酒醉时透露了曾“吃人”的秘事，村人都远远离开了他，终于良心幻灭、理想崩溃而切脉自尽，那“无血液的白蜡一般的脸上，都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深深怀疑的颜色”。对于这篇作品，有论者视为写了社会现实迫使改革论者言行背反，或是因跋涉现代派而望不见旭日东升。这种从“主义”出发的论评权当一家之言。我倒愿意请读者注意潜藏于作品的“人肉筵席”的意象。吴锦翔死里逃生，但在战争中吃过人的罪恶感，需要他以相当的勇气去承受内心良知与现实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痛苦的折磨，而环境又是“吃人”的社会，他的归宿必然是既吃过人又被人吃的悲剧结局。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意味深长的悲情母题。《乡村的教师》很自然使人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的母题：没有年代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仁义道德”，字缝里则是“吃人”二字。鲁迅极尖利地解剖了精神分裂的心态：“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这“眼光”和《乡村的教师》中死者最后的“脸色”，都在“深疑”上吻合，看来绝非偶然。悲情在于切切实实的人生竟成为的的确确的灾难。既“吃人”又“被人吃”，便是这种悲情的物化形态。这类母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断重现。即以《红楼梦》(这委实是一部多种母题杂陈的繁富的大书)中的王熙风为例，判她是“反面人物”有失公道，此人要说也是悲剧人物。她是封建家族管理的代表，两面三刀，贪婪心狠，杀伐决断，俨然是“吃人”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