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

本书集结了十二篇历史研究的专论，其主要的对象都是“士”。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历史事实，这里依然沿用了“士”的旧称。这几篇研究基本上都采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全书因此定名。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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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本书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我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我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中国文化自成一独特的系统，这已是今天中外大多数学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事实。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这一文化系统的独特性更是无所遁形。但是文化的范围几乎是至大无外的；我们很难用几句简单扼要的话把中国文化的特性刻画得恰如其分。近几十年来，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文字多至不可胜数，真是陷入了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纷乱状态。不过如果越过语言的层次，我们便不难发现各家的说法在表面上虽然分歧很大，实际上却未必互不相容。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它的独特形态。因此观察者从任何角度着眼，都可以捕捉到这种独特形态的一个面相。这是众说纷坛的根本起因。只要观察者不坚持以偏概全，则观点越多，越能彰显中国文化的特性。

新版序
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二、道统与政统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兼论“作优”与“修身”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附录：“士魂商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九、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
　　――《朱子文集》序
十、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十一、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十二、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亲族之休戚相关
前面说过，士人与其宗族的关系，自武帝以后便日深一日。这种密切的宗族关系，在动乱之世表现得更为显著。此观当时起事者多以宗族为基础之事实即可了然。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宗族即有不参加者，事败亦不能免于祸。邓晨响应汉兵，及汉兵败退，“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人汤镬中？（按邓晨娶光武姊，故云。）’晨终无恨色。”（同书本传）彭宠尝有大功于光武，后复叛之，事败遂“夷其宗族”。隗嚣季父崔闻更始立，亦欲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同书本传，又《后汉纪》卷一）赵孝良王为光武叔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同书本传）盖当时整个宗族的祸福相依，无法分开，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动向势必牵连及于全族。而族人为自身的利害计，最后亦惟有出诸支持一途。此所以刘良虽反对侄辈之举，终“不得已”而从军；隗嚣虽不赞成叔父之谋，也还是卷入了漩涡，且成为领袖人物也！

　　尤有进者，当时的宗族关系尚不止于一姓，父族之外，往往扩大至母族与妻族。地皇四年王莽诏已云：“刘伯升与其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其后光武阵营中，如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又如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田戎据夷陵，其妻兄辛臣亦在军中，同为妻族之证。不仅此也，当时又有因争取宗族势力而交结婚姻者。早在王莽时，刘敞“欲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注引《东观记》曰：“敞为嫡子终娶宣子女习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二十余日义起兵也。”又延岑、田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同书《公孙述传》）田戎已有妻室而秦丰犹以女妻之，其以婚姻为交结之手段，尤为明显。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光武娶郭后，《刘植传》载：“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国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从这一条证据看，光武之定河北实颇得力于婚姻关系。鲍永“遣弟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田）邑悉系之”（《冯衍传》）。同传注引《东观汉记》载田邑致永书曰：“张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党。已收三族，将行其法。能逃不自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则妻党关系亦有凌驾乎本族之上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