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第一章 导言：讲述他人
1928年，通常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作家的鲁迅，在一篇名为《扁》的杂文中讥讽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论争：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王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 接着，鲁迅讲了一则笑话，说是有两个近视眼的乡下人为一块“还愿匾”上的字句发生了争执；他们请求一位过路人来裁断他们的争论，而得到的回答只是：“什么也没有，扁（匾）还没有挂哩。” 鲁迅的《扁》写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他正遭受一群左翼激进分子的攻击，他们认为他的写作以及他的政治姿态战斗性不足。可以理解，鲁迅深感自已陷入了一群教条主义者的包围与合击之中，他们仅仅透过理论的镜片看待文学，而那些理论本身则是含混而不可靠的。鲁迅看到自己曾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学革命正蜕变为一场伪英雄式的主义之争、一场有关一种尚待实现的文学——就其创造性的成果而言——的喧嚣吵闹的口舌之战。在这些问题上，鲁迅并不孤立。几乎每一位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作家都时不时地抱怨，中国的文学论争中充斥着如此之多的抽象理论。譬如，1930年沈从文在评论新文学运动的实绩时，就曾惊异于理论家的倡导与实际出版的文学作品内容之间产生的差异；他坦率地宣称，作家们对最新的“文坛消息” 漠不关心，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写作和生活。然而，这样一种超然的态度说来容易做来难；正如上面引述的文章中鲁迅愤怒的语调所表明的，理论家们来势汹汹，己无法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