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

本书从“故事性”的强化，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化”的尝试等三个方面，描述和阐释了“为人生”的新文学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中“深化”和多样化性发展，视角新颖，感受清新，见解独到，体现了对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理解。

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祈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范智红，1967年出生，湖南人，1989年毕业开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6年毕业，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学术论文见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

第一章 “传统”与现实
第一节 新文学的小说观
第二节 四十年代的作家社会
第三节 今日文学的方向
第二章 时代生活与“传统”形式
第一节 “小说应当是个故事”
第二节 新三部曲：“幻灭、动摇与追求”
第三章 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
第一节 关于“定平凡”
第二节 “回忆”与“对照”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诗情
第四章 “象征化”的尝试
第一节 关于“象征化”
第二节 “水瓶”与“风旗”
第三节 “向虚空凝眸”
第五章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书摘
无独有偶，1944年张爱玲在上海也几乎是以同样有点不恭的方式反驳了前辈批评家迅雨(傅雷)对自己的善意劝进。迅雨在肯定了张爱玲的出现是当年上海文坛的一个奇迹之后，批评她的小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而这些“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真正的小说材料应该是“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虔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然后才能获得。张爱玲则反驳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悲剧塑造的是英雄，表现的是壮烈的力，注重的是人生飞扬的一面，却忽视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只是生在某一个时代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因此不是英雄而是凡人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总量；从美学的角度看，“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是更近事实的手法，用此方法才能写出真实的人生世相和其中的永恒意味。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为什么多的是那种“软弱”的、“不彻底”的凡人而并无一个志在“救人民，救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超人式的英雄；为什么多的是在故事的进行过程中对于物质生活和心理感觉的微细描绘，而没有那种戏剧性的“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
我们在上述反驳中可以看到在两位年轻小说家之间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平凡的普通人生活的关注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在张爱玲那里表现为一种历史观，在芦焚则更多表现为一种道德观。反映到小说创作上，对于芸芸众生的“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张爱玲没有表现憎恶而只有“哀矜”，因为她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之后，对众生产生的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地域之限的“广大的同情”；芦焚则会“忍耐不住”要指给大家看这些“弱点和缺陷”，他“哀其不幸”，他的乡村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迫使他陷人了一方面在描绘诗意，另一方面则在以人事的鼎沸来瓦解这诗意的矛盾境地，用刘西渭先生的话来说，他的文笔是“杂的”，他的心是“谴责的”，而当他在自己所不能适应的都市里目睹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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