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巳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良个时代的学者叉各自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带着各典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书是作者在古代文史方面的论文的结集。作者在古文字（包括汉简）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已另编为专集，但短期内恐怕还无法出版。
　　按照所收文章的研究本书大至可以分成四部分。前三部分各七篇。第一部分是关于古籍整理的，侧重于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校读古籍。第二部分是关于古代语文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古代（商至汉）历史的，除一般古史论文外，还有研究古代传说和古代思想史的论文各一篇。第四部分只有四篇，是关于古器物的。

裘锡圭，浙江宁波人，1935年生，195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录取为胡厚宣指导的“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结业，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78年升副教授，1983年升教授。1984年被评为“中国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前言
考占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
谈谈地卜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阅读占籍要重视考古资料
谈谈清水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
读《战阳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
《论衡》札记
读书札记（九则）
　“祭禽”解
　说“食”
　《洛诰》“其作周匹休……”新解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解
　说“索我于枯鱼之肆”
　说“河海不择细流”
　说“宦皇帝”
　说“遇负杖人保者息”
　《战国策》“触誊说赵太后”章中的错字
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释词两则（释“拉杂”、释“涉猎”）
谈谈《同源字典》
《辞源》《辞海》注音商榷
《辞源》修订本在注反切方面的一些问题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
　附：纳西象形文字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
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
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
说“仆庸”
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
啬夫初探一
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
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
　附：致<中国哲学>编辑部的信
说铫、樯、裨樯
经与桎程
漆“面罩”的名称问题
唐墓出土的双陆盘

书摘
竹简本《晏子》，为研究这两部书的篇章的分合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帛书《老子》的西种本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而与《韩非子·解老》及严遵《道德指归》相合。通行本分八十一章，帛书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由此可以看出古今本段落分合的某些异同”。通行本有些章的位置与帛书本不同。凡不同之处，帛书本的顺序都比通行本合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说明”)。银雀山简本《晏子》为未经刘向整理之本，存16章，分见于今本8篇之中。各章都没有今本的章题。今本《问上》第20、21两章，《问下》第22、23两章，简本都连为一章。
如果对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作深入的研究，在古籍源流方面一定能得到很多新的收获
。
下面举例说明地下材料在校读古籍方面的作用。先举用甲骨、岔文等先秦古文字资料校读
《尚书》、《诗经》等古籍的例子。甲 、金文资料的时代与《诗》、《书》相同或相近，所
以常常可以用来校正《诗》、《书》的文字，阐明《诗》、《书》的文义。在这方面，近代、
现代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我们只能择要谈一谈。
《尚书·大诰》称文王为“宁王”(亦见《君爽》)，称先人为“前宁人”。旧时于“宁”
字无确解。清末的吴大激和孙诒让等人指出金文“文”字多从“心”，字形与“宣”相似，上
举这些“宁”字当是“文”字的误释。(见吴氏《字说》、孙氏《尚书骈枝》。编按：此处原
文所述有不妥处，述有不妥处，已略作删改。关于这一校勘学上的问题，请参看已收入本书的《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
西周铜器铭文常称史官为“作册”。《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逸是入名，作册是他的官职。旧时不明作册之义，以“王命作册”为句，把“作册”看作王所命令进行的事。孙诒让在《古籀拾遗》(下7页)和《周礼正义》(《春官·内史》)里才指出作册是职名。孙氏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受金文启发的(参看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观堂别集》卷1）。
王国维在利用铜器铭文校读《诗》、《书》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例如他据史颂簋的“里君百生(姓)”，指出《尚书·酒诰》“越百姓里居”的“里居”是“里君”之误(见吴其昌整理的王氏《尚书》讲义，又见杨筠如《尚书疑诂》)；据盂鼎的“匍有四方”，指出《尚书．金滕》“敷佑四方”的“佑”当读为“有”；据毛公鼎、克鼎铭文中“舍命”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