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访谈实录

接着，陈荒煤先生又具体地谈论了关于理论研究问题。他说：“理不直，气不壮，很多问题，需要从大道理上来说明。当然，我所说的理论，是与实际密切相联系的理论，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文革’之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理论研究出现了悲剧，也可以说出现了喜剧。”
我说：“为什么呢？”
陈荒煤先生难过地说：“搞了三十年，还需要讨论什么是艺术特征，什么是真实性，什么叫喜剧、悲剧。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碰到两件事，感触甚深。一件是，当在会上有的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悲剧时，居然有人说，首先应当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有没有悲剧。当时我心里想，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株连了这么多人，面对这样的现实，还要讨论社会主义会不会出现悲剧，这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光明日报》上发表讨论悲剧的文章，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即‘历史的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来衡量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作品。这个定义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要使我们现在的作品完全符合这个定义，恐怕很困难。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悲剧的主人翁应是英雄人物。看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里的陶铸副总理的形象，可以这么说，但是，小说《伤痕》里的王晓华并不是英雄人物，而她也是悲剧的主人翁。这又怎么解释？！所以。理论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问题。有的人认为只有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英雄人物才算典型性格。是的。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先进典型。但是，对像陶铸这样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不经任何正式手续，就加以逮捕、拘禁、流放，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进行怎样的搏斗？！……‘文革’期间。我们许多被隔离的人，除了《人民日报》外，连马列的书都不给看，更不给纸笔，你怎么进行搏斗？不从生活出发，拿书本的定义来硬套，这种理论研究，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在理论研究中，一种是‘凡是’观点，‘句句是真理’，这种研究，只能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另一种是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促进创作的繁荣。”
我说：“最近，我看了您写的文章和发言记录，觉得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这些问题对繁荣创作，看来都是十分重要的。”
陈荒煤先生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