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为德国最大的社科出版社之一--鲁沃尔夫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德文称之为“口袋书”，是取其可随身携带阅读的意思。这套名人传记是欧洲历史最久、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口袋书系列，被誉为“人物传记博物馆”。它始于60年代，至今已陆续出版了600多册，其作者多为德国或欧洲著名的专家、学者。该系列文字简洁、资料准确、图文并茂，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我们从中选出18种作为第一批以飨国内读者。

康德的生平及其影响
青年时代与家庭
菲德烈学校
大学
家庭教师
编外讲师
教授
退休者
康德的形象
康德的性格
康德的著作
前批判时期的著作
批判时期的著作
《纯粹理性限界内的宗教》
年表

书摘
关于康德在菲德烈学校度过的八年时间，没有什么历史上的传闻，尤其当人们想知道，年轻的康德是否已经显示出一种对哲学思考的偏爱时，就更是这样。这种天赋尚在潜伏期内，尚未受到任何激发。他在学校学习的东西，仅仅是当时一般的教育，以及为上大学而必备的内容。主要包括古代语言，尤其是拉丁语的透彻知识。这样说来，在他的教师当中，古典语文学家海登莱希对他影响最大，是不足为怪的。这种影响不仅来自专业知识，尤其来自教师的气质，海登莱希古典文献所作的思想丰富、见解独到的解释，使学生们耳目一新。古典作家，尤其是卢克莱修的《论自然》，给了年轻的康德以极大的影响，以致他同另外两名学生一道决定，要当古典语文学家。他朝这方向努力的最初行动，也是最终行动，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拉丁语化：康蒂乌斯。另外两个同学中有一人达到了自己在年轻时所计划的目标，这就是达维特?鲁恩肯，此人后来作为莱登大学古典语文专业的“鲁恩肯依乌斯”教授，以其现代式解释而名噪一时。他们中的第三个人，马丁?九德(“孔德乌斯”)，虽然任拉斯特堡一所不知名的学校校长时，才能出众，但由于管理工作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他的去世及其命运，始终令康德深感惋惜。
康德的拉丁语文风，得力于这所学校，这在他早期阶段的著作中是有目共睹的。他对古典作家的热情后来表现为，他年事已高时仍能凭记忆大段大段地朗诵古典作家的作品。凭着毫无差错，乃至能娴熟地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康德从这所学校中学到了一切——当然也没有更多的东西，而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生涯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年龄增长，康德对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尤其教师们的宗教强制行为很有意见。每个学习日，这所虔诚主义的学校，都以为时很长的共同祈祷来开课，每节课的始终，都伴以祈祷。在课外，学生们也被叫来在学校里作宗教上的皈依、训导和谈话，不鼓励学生在家庭作祈祷。这种过量的祈祷活动，造成学生们不情愿地去装模作样，以至于康德对起码的祈祷活动也有了厌倦之情。后来，每当回忆起这段奴役年轻人的做法，他就感到不安和害怕。他从来不在星期日去教堂。

1786年，他首次担任大学校长。在任职期间，当加冕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莅临柯尼斯堡时，他负责以阿尔伯特大学的名义向这位柯尼斯堡的君主表示学校的效忠。内阁大臣冯?赫尔茨贝格伯爵作为效忠委员会的专员陪同国王在场，他不失时机地当面赞扬了这位哲学家，这是康德从未想博得的。这一年，康德的收入也得到了巨大的非同寻常的改善，由年薪二百二十塔勒增至六百二十塔勒，而提供给康德的这笔钱也是他从未申请过的。1788年他第二次出任校长，四年后任哲学系主任、科学院院士。
康德做教师的工作并没有因升任教授就产生大的变化，而这只是由于固守学究式的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的结果。不仅他的教学活动安排井井有条，而且全部生活都遵循着一种准确的日常规律，不许有丝毫变化。他把每个工作日都尽量安排得称心如意，使得这种有条不紊的安排发生良好效果，而只有自觉自愿的人，才不会觉得这种有条不紊的安排是勉为其难的。
康德让他的仆人，一名退伍军人，在五点整准时叫醒他，用简洁的口令喊道：“时间到!”他马上就开始准备初期最高达每天四至五小时的讲座。后来，他习惯于每周四次在七点至九点间，两次(周三与周六)在八点至十点间阅读，此外还要考虑到，他周六在六点至八点间要做复习。他讲课既热心又勤奋，从未耽搁过一刻钟。他从不生病，得益于他有条不紊的日常安排，而这又决定了他讲课很准时。
讲课之后，他不间断地工作到午后一点钟，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是写下自己的思想，因而这几个小时是他最为专门、最为突出地从事哲学研究的时间。尽管如此，这种本来很容易吸引住他的工作，也缠不住他，因他忘不了吃午饭的时间。梧反，他已在写字台前“准备停当”，等着应邀前来进餐的来访者了。“因为他已饿了，并急切地等待前来共进午餐的人。”所以，客人如不守时，就会引起他的不快。
午餐时间是他的休息时间，是他同有教养、但并不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各种职业的人士无拘无束聊天的场合。他尽可能地延长聊天的时间，以致午餐聚会持续到午后四点钟，甚至五点钟。康德在给客人与自己精心准备的每一道菜中，都加上芥末。除了葡萄酒外，康德也喝水，但从不喝啤酒，他认为啤酒不好。他最爱吃的菜是鳕鱼、厚豌豆、泰尔托瓦的小萝卜、哥廷根的香肠和鱼子，这是他的出版商从里加给他捎来的。但他的宴席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美味佳肴，——有三道菜，每个客人都有半瓶酒，最后是黄油、奶酪和水果——，而在于这位哲学家，稍后是主人，与客人交谈的方式。凡是柯尼斯堡的轶闻趣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学，都足以让他拿来与人友好而畅快地争论一番。他请的客人至少有三位——依据的是古希腊欢乐女神的数目——，但至多不超过九位——按照缪斯女神的数目——，这些人构成一个社交群体，他们不是三五成群地彼此争论，而始终是由哲学家的诙谐来引导共同的话题，在讨论问题时尤其如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康德身边的这些人感兴趣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康德本人对此也非常关心，极希望尽可能迅速地了解最新的政治动向。他还急切地等待报纸的到来，甚至要派仆人去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当他的某位客人向他询问艰深的哲学问题时，这个和蔼的小个子男人，才会产生一丝易于察觉出来的不快。要是有人竟然把康德的著作当作话题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招致哲学家虽然尽力克制，但是很明显的恼怒。午饭时间是他的休息时间，仅仅是休息时间。
长时间的午饭之后，康德回去读书与沉思，七点钟开始作几分钟的晚间散步，但时间从来不长。散步也是极为准时的，据说许多柯尼斯堡人就是根据哲学家“出来转转”的时间来调整家中的钟表的。只有一次，康德耽误了散步，而他也公开承认。理由是，他这一天正在读卢梭的《爱弥尔》，被这本书吸引住了，想一口气读完。
散步过后，康德又来读书，尤其是那些最新出版的著作，但这些书也从不能耽误晚十点准时就寝，以便始终保持七小时的睡眠。他执拗地认为，这段夜间休息的时间是适度的，也已足够，什么事都不能让他改变这一规律。

理性神学以关于上帝的学说建立了一套思想体系，即然它的对立面可以用同样不可移易的逻辑性来加以说明，那么它的真实内容就是随意性的。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虽然深奥的神学把它当作了前提，却不能反驳上帝有可能不存在这样一种反面看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具有可判别性和科学性。康德在早期的著作中视论证上帝存在的惟一可能的证明，即对上帝的本体论式证明是真正可能的，认为理性可以把握上帝的现实性。而在这里，在批判时期的主要著作中，理想仅仅被视为理想，它被剥夺了具有现实性的资格。因而对于康德来说，即使上帝的理论可以被当作最高本质，也再不能带有现实性了。他对其他上帝存在的证明也作了反驳，其方法是，将宇宙学式的和心理学神学式的证明，归结到本体论式证明上去。对于著名的本体论式证明，他用一段同样的名言作了批驳：关于著名的本体论式(笛卡尔式)证明，从概念出发来证明最高本质的存在是徒劳无益的，人们不会以单纯的理念来充实自己的观点，这就像一个商人不会为了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就在自己的存款数额后面加上几个零一样。思辨神学——除黑格尔之外——再也没能从这种批判式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从康德那时候起，论证上帝存在的企图，就成了一种在今天看来可笑的、不合时宜的现象了。
这人显然就满足于对理念的真理内涵作否定性结论，即理念并不了解任何现实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主要就在于对传统的反抗，即合理地努力去剥夺理念能直接认识现实事物的资格。如果能令人信服地证明，纯粹理性如果脱离认识领域，就会陷入迷误，那么这种认识至少会使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避免悲惨的命运。
但是，只要考虑一下《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这本书要处理的实质上就是这些理念的问题，那么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即嗜好谬误，是否就是理性的可悲命定。如果理性放弃在理念中寻找现实认识的要求，那么敝开理念的这种消极意义不谈，理念也可以被积极地视为趋于理性统一认识的。如今，理念的使命再不负责任建构对象，而是将知性的法则贯彻到某个绝对的统一上去。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纯理念不再是建构性的，而是规整性的了，它不再以现实事物为取向，而是以可能的事物、需要的事物为取向，即以它所追求的完整认识的统一和目标为取向，而理念本身仅仅能——规整地——揭示这一方向。目标本身就是规范，它虽不可由认识掌握，却可被设想为理想，即使不可被设想为现实的，也可被设想为可能的。作为实体的不朽灵魂、独立于因果律的自由以及作为现实事物最高统一体的上帝，都是应当去追求的理念、目标和方向，康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确定为积极性的。纯粹理性的这个范围远离科学认识的孤岛，却是理性必定要去探寻的一片领地，是信仰和伦理的领域，它的客体既不能被认识，也不应被认识，它的要求却不会因此就不那么绝对。因此，自1783年出版了《导论》，1785年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的前奏)以后，1788年的《实践理性批判》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的逻辑衔接。
但康德在转向伦理学与对自己的体系作进一步的加工之前，留心注意着外界对自己的力著的反响，而最初是无声无息的。直到《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一年后，1782年1月19日的《歌丁根学术事务通讯》上才刊出一篇评论，它是由一位严肃认真而富有见解的通俗哲学家化名克里斯梯安?伽尔沃撰写的，而且发表时有所窜改。格尔沃将这本著作视为对英国思想家贝克莱思想的重复和更新，这种误解令康德不无想法，因而他准备以通俗方式阐述《纯粹理性批判》。因为专业人士们的沉默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冷漠迟钝，而且是由于这部著作本身晦涩难懂。康德公开承认，这是由于自己写作匆忙所致。为了对这种正当的批判做出回应，他于1783年写出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该书出版后，格尔沃也不再使用匿名，转而赞同康德的思想，并同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建立了友好的通信往来。
《导论》打开了局面，它对《纯粹理性批判》思想的介绍，很快传播开来，流行在哲学专人士之中。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的一位同事，宫廷教士和数学教师约翰?舒尔茨写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这篇作品于1783年出版，它突出的特点是，经过了同康德的直接磋商，并完全符合康德的意向。于是，蜂拥而至的追随者的数量大增，蜂拥而至。耶拿的一位语文学家和哲学家，讲授辩才课教授克里斯梯安?哥特弗里德?舒茨早在1784年6月10日就曾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对个别的地方简直感到五体投地。他邀请康德参与他和法学家胡弗兰特(也是康德的追随者)编辑的《耶拿文学报》，康德马上表态，并于1785年寄去第一篇稿件，评论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这篇文章导致两人多年互不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