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书摘
二十岁时，年轻的丘吉尔还是一个希望渺茫、总不争气的学生。他从未通过中考，是一个早熟的小伙子，一个家庭的包袱，一个在已逝去的父亲眼中不中用的人。可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伦敦的政界对他的议论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人们一提到他，就兴趣盎然，满怀好奇并以此为乐，时不时还充满着期待。到了二十五岁他已成了全英国的中心话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五年是他生活中最走运的时光。后来他多处写道，当时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啊，二十—二十五岁的年华!
这时他已成为一名职业军官，骑兵少尉。尽管欧洲表面上一派和平，但内里却早已酝酿成熟一场极富冒险性的作战计划：一次古巴、两次印度、一次苏丹以及最后带来广泛反响并同样引起轰动的南非战役。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起初丘吉尔在青年时代是那么倔强、固执、毫无希望，沉闷而又不幸，现在却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在生活舞台上他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这种改变来自何方呢?
丘吉尔在回忆青年时代时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从今天起我要成为命运的主宰。他努力不再驯服于别人——摆脱了学校的束缚、摒弃了父亲严厉的管教，他已不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之死意味着那种伟大的、无望的、带有轻视态度的爱到了尽头。这种解放是那么的强烈和满怀忧郁，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小丘吉尔21年来饱受压制，而今突然像一根绷飞的弹簧一样向前冲去，坦坦荡荡，无拘无束。
另外，几乎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丘吉尔投入到了他内心深处最向往的事情中去——参战。
当丘吉尔完全被视作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时，人们很难理解这种丘吉尔现象，他在某些地方有点儿类似阿瑟奎斯、劳和·乔治、威尔逊或罗斯福，最终也很偶然地因领导一场战争而起家。
政治家需要在战争中以任何一种形式来证明自己，而他不是这样的政治家，他是一名战士，他强调政治也属于战争。在20世纪的英国首相中，他不同于阿瑟奎斯、劳和·乔治、鲍尔温、张伯伦、艾德礼，他更像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同样他也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大军事家的行列，诸如佛荷、鲁道夫、马歇尔、蒙哥马利、舒考、曼斯泰因。如果人们想把他正确归类，应首先考虑与上述两类绝然不同的那些古老的名字：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罗姆威尔、奥根公爵、弗雷德里库斯、拿破仑——以及他的祖父马尔巴罗，小丘吉尔继承了他的思维方式。
所有这些人都集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于一身。所有的人都是在战争中或是通过战争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就像拿破仑评述自己一样，他们“为战争而生”，他们凭直觉去理解一切——战略战术、政治、外交、道德、哲学等等。更让普通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人全都喜欢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现实，喜欢弥漫的硝烟，喜欢拿生命去冒险，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血战。从全局上把握和策划一场战争，包括大规模的行动、大会战等，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关键时刻亲自有效地投入一场战役之中。这一切都会使这些战争天才们发现一种自信、一种喜悦，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它更让人欣慰了。丘吉尔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但似乎年轻的骑兵少尉丘吉尔本人并不知道，他体内的那种军事天分和那股不可抗拒的力
量正拼命地促使他发挥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1914年他终于被全世界所瞩目。他一迈进军务部门的前庭，就立刻感到一种对战争的亲合力，他天生对此有很深的悟性，作战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他，而且这种魅力也牢牢地贯穿在他的天性之中。从前他好像一条陷入干枯的鱼，现在一下子感到自己成了水中自由自在的游鱼。他强烈地憎恨寄宿学校的校纪校规并予以反抗，但奇怪的是他却非常喜欢同等严厉的军队纪律。骑兵连马队小跑的丁当声和嚓嚓声有一种完全独特的魅力；马儿疾驰更让人兴趣盎然。这永不停息的马打响鼻声，马鞍子的嚓嚓作响声，骑兵们的帽缨在摇曳，马儿上下颠动，人也随之心醉神怡，这一切好像是一台运动着的传动机构——骑兵操练是多美妙的事情啊!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置身于战友之中是那么的幸福——尽管战友与中学同学相比，他原本与后者更加融洽。因为前者大都是骑兵军官，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点蠢笨。而丘吉尔却几乎接近贫穷、很难调教，是个知识分子。
是的，一个知识分子!现在不再有什么学习压力了，他却突然产生了学习热情，在印度驻防的漫长日子里，他像着了魔似的一本接一本地阅读柏拉图、达尔文、叔本华、马尔萨斯等人的书籍，特别是那些对英国历史学和塑创他自己风格有影响的吉本、麦考利等人的著作。他很快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训练、阅读、写作、搜索世界地图上随处可能爆发的小规模战争，用诡计和权力在前线开创一席之地，当然还少不了玩马球。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玩马球是当时封建英国骑兵军团军官中最主要的生活内容，骑兵少尉丘吉尔是一个马球名星，甚至当他膀子脱了骱、扎着绷带时他仍然在最后的决胜局里大出风头。在他的鼎力相助之下，他所在的兵团得到了驻印兵团中最受尊敬的流动奖杯。在捧得奖杯的这一瞬间，他备感幸福。这种幸福使他生活中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就像现在所表明的那样，他从中得到了双重的幸福。或许另一份来源于他的母亲，一位美国幸运骑士的女儿，一个曾祖母有着印度血统的女人。

但是人们就此认为他今后可能会再次成为他们的一员，成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一个进步派，一个左派，那或许有点草率了；丘吉尔在二战中绝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从他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的表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当然，当时他需要左派，因为只有左派赞同他的绝对胜利和消灭的意愿——而英国的保守党人，却高唱希特勒的赞歌并为其助威，他们很难理解，到底为什么每次与丘吉尔的有意结盟都要失败，因此他们当然不会赞成丘吉尔；丘吉尔向左派大献殷勤，不仅通过言语，而且通过实际行动。例如他现在将企业巨头恩斯特·贝温招到了他的内阁，并实际上使他成为工业独裁者，而此人早在十四年前曾是军官罢工行动的核心人物，丘吉尔当时为反对此项运动甚至想挑起一场内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丘吉尔在其他一些党派和左翼反法西斯主义者中用尽了种种伎俩。但是他自己至今还不是左翼反法西斯主义者。
那么他对希特勒有个人仇恨吗?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作为个人丘吉尔要与希特勒决一雌雄的感情发挥了作用，并且他对希特勒有某种恐惧感也是真的——这是一种天生的贵族对暴发户的恐惧，也是一个骑士般的、善解人意的人对一个邪恶残暴的人的恐惧(尽管丘吉尔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但很有人情味，经常是极其仁慈，就好像一个热情的猎人经常也是一个动物保护者一样。丘吉尔就像憎恨罪恶一样憎恨那些残酷欺凌弱者和失败者的行为；而这恰恰是希特勒最突出的个性)。但是如果人们认为丘吉尔只是由于纯粹的个人仇恨而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就低估了丘吉尔。另外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人们应该观察到，随着战争的进展，他对希特勒个人的仇恨在逐渐减弱。他在公开场合评论希特勒的语调从咒骂和无边指责慢慢转向下淡淡的嘲讽；1945年胜利到来时，丘吉尔不再提起希特勒，他对希特勒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不，推动丘吉尔的既不是反法西斯主义，也不是个人仇恨，当然也几乎不是那种一般的爱国心——如果他有平常的爱国心，那么他就不会这样毫无顾忌地看待英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存在了。这是一种雄心，而且是一种双重的雄心：作为政治家的雄心和作为丘吉尔个人的雄心(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是作为艺术家的丘吉尔的雄心)。
作为政治家的雄心，对于祖国的雄心似乎是他的最主要的动机。事实说明这并不矛盾，他是用英国国土的沦陷去冒险，雄心和自我牺牲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甚至属于一类事物。丘吉尔时刻准备着拿英国的生命去做赌注，他竭力想避免那种通过忍让而达到和平的屈辱。
那么事实怎样呢?面对希特勒，英国起初高高树起了不战的信号，在有了慕尼黑和布拉格的经验以后，它向德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你们还进攻波兰的话，我们将要除掉你。”希特勒轻蔑地将英国的警告甩在一边，他向波兰发动进攻并且占领了波兰。现在，英国已全力准备好，不仅仅要除掉希特勒本人，还要除掉德国。如果现在英国在自我防御还算成功的前提下，与希特勒进行某种抗衡，尽管保存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希特勒还是残酷地征服了波兰——无疑，在英国愿意达成此种和解的政治家(有很多人相信这一点)，会将此冒充为他们的政府理性的辉煌成就，并且“英国”在被解脱的情况下，将会收买下这一切。但是，也有可能它会在全世界面前丢尽脸，受尽可怕的耻辱。
与此相反，如果英国现在在自身生存面临极端危险的状态下还坚守他们的诺言，即希特勒要为对波兰的进攻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这句话变成现实，英国会像它漫长的历史中毫无荣誉可言那样，这次又得不到荣誉吗?难道真的不可能吗?丘吉尔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美国。
如果美国现在还在犹豫是支持英国还是看着它失败，那么它就必须支持英国，因为它不能容忍希特勒成为太平洋的主人。如果我们想得更远一点，如果美国要支持英国，那么它就应该或早或晚地完全介入到英国的战争中，为此人们可能会担忧。丘吉尔认为，只要美国和大英帝国联合起来，其力量就足以取得全面性胜利。
或许这种力量只是将将足够。显然战争要持续很长时间，因为长期以来英国还没有完全装备好，而美国也还未曾开始扩军备战。但是，一场漫长的联合战争不也提供了这种伴随着恐怖、灾难、伟大、辉煌而共同成长的可能性吗?如果伴随着战胜希特勒的同时又赢得了上述可能性，就好像英语国家的人民再次统一一样，难道不会让全世界对这种联合的力量崇拜得五体投地吗?
可以证明，丘吉尔早在1940年夏天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幻影了。8月，英国上空展开了空战，在胜负未决英国面临着被侵略的危险时(英国陆地上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抗)，丘吉尔在议会上指出，英美在下一个阶段将会进行一些相互融合，然后从毫无顾忌的融合转入狂热之中，他提到了未来英语国家民主党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势头就像是密西西比河一样，不断地滚滚流动，雄伟壮丽，造福于人类。后来他再次逐字逐句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谈到政治家丘吉尔对他的祖国的野心时，不应该忽略作为个人的丘吉尔和作为战争艺术家的丘吉尔的野心以及他对自己后世的名誉。

他赢得了他的胜利，不能说，他没有从中获益。当他再次见到巴黎自由之时，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辉煌的时刻。但是他仍然甘当胜利的奴隶，他饱受创伤地如此畏惧这一切，就好像一只伏在笼子前栏杆上的狮子。丘吉尔在战争最后岁月的政治是一种临时凑合，无休止地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1944年8月他飞往意大利，带着不成熟的计划(没有考虑完)，试图突破特里斯特或维也纳。但是一切都很徒劳，意大利前线早已被法国无情地削弱和洗劫一空了。这时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是罗斯福可以做到的——与斯大林直接硬对硬地交换权力，难道他就不能做到吗?10月他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做了笔强硬的、玩世不恭的买卖：罗马尼亚给你，希腊给我；将波兰向西方转手——怎么做呢，这得用三根火柴来演示。这带来了他最讨厌的一刻，人们更愿意忘掉这一场景，波兰总统米科拉杰兹克不想出卖自己，事实上他用拳头来示威；当自由了的雅典起来反抗由他的救世主英国所指定的保守党政府时，丘吉尔命令，将此城看做一个被占领的城市。斯大林静观此事，却不作任何评论，丘吉尔因此在下院扬言，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会像苏联那样如此信守诺言。但是1945年初，出乎西方军队的预料，他们得到了首批进驻柏林和奥德河畔的可能性，丘吉尔竭尽全力劝说艾森豪威尔和土鲁曼利用这次令人喜出望外的机会——这与先前的三强国拟定关于德国占领地的协定不大一致；如果事情按他的意愿发展，就不会出现从萨克森、图林根、梅克林堡撤到统一分界线的局面。苏联再次成了敌人。
那么丘吉尔在1945年初夏还敢于继续进行反苏战争吗?人们相信他会的，并且他自己也曾有这方面的考虑，至少是事后有所考虑。不管怎样他后来强调，他在1945年5月已下达命令，将缴获的德军武器妥善收集和保存起来，以备不测情况下能重新快速将枪交付到德国俘虏手中。为此人们找了这封电报，但却未找到；好像从未发过这封电报；但是在记忆中，丘吉尔认为自己发过这样的命令；否则他的记忆不会用他甚至已发出了命令来欺骗他。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945年夏又重新操持反苏旧业，并且他再次与美国国内的暴风骤雨取得了一致。罗斯福去世了。德国刚一投降，美国就进入了军队复员状态。这一切所带来的不是战争，而是徒劳无益的争吵——后来人们把它命名为“冷战”。
丘吉尔没有什么机会积极介入了。早在1945年5月，英国的议会联盟就四分五裂了。7月议会选举，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失败。是因为没有丘吉尔而失败还是因为有了丘吉尔，够了，反正丘吉尔下台了。
现在他七十岁了，好像一切已经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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