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

书摘
至于“况义”则与“格义”不同，是一种在比较探求事理同异中，以西方宗教文化思想来阐释中国古代儒家观念的比较研究。在西方传教士叫“斥释补儒”或“易释补儒”，而在中国西学派人士则称“援圣(即天主教)补儒”。徐光启认为，西方的“圣学”与中国的儒学“理相符合、参互考稽”。李之藻在《刻圣水纪言序》中也说：“如西贤之道，拟之释老则大异，质之尧舜周孔之训则略同。”又在《请译西洋历法疏》中说，西方的著作“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甚至认为“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服事上帝也”。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出版的《七克》，是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的重要著作。杨廷筠在《七克·序》中比较评述道：“凡所施爱，纯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里。此之为学，又与
吾儒间然为已之旨，脉脉同符。……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跃然神解，而卷不释手者；此书在慧悟之上，机警触发，见之自有神契。”其间从“名理妙趣”到“慧悟之上”的“神契”，以及对“天主”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即从开头音译成“陡斯”到换成古代六经中的“上帝”，再到崇拜天主就是中国文人的“服事上帝”，就是这种典型的“况义”式比较研究。其同“格义”的根本区别，说白了就是用西方基督教理阐释中国先秦儒学，使之成为神学化思想。
“况义”，实是当时一本译著的书名，是1625年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国人张庚笔传的《伊索寓言》的中译本。书后所附由谢懋明写的“跋”中，对此交代得非常清楚：“余既得读张先生况义矣，问先生曰：‘况义为况何取？’先生曰：‘盖言比也．”谢懋明进而解释道：“且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复知其宜。”意思是说，比较词义才知道它的合适，而且要“师其意”方能更明白它的合适意义。
该书的译文内容与形式就是“况义”式的中西合璧表达。在《伊索寓言》故事的译文之后，用“义曰”来加以评点作结，而且评点的文字内容，总是将《伊索寓言》的主题来阐释中国传统的儒学观念。以达到“师其意”的目的。如译本第二则，在译完“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后，概括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显然，这是对孔子《论语．为政》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思想的浓缩阐述。又如第九则“大鸦和狐狸”，在说完故事后总结为：“义曰：人面谀己，必有以也。匪受其谀，实受其愚。”这又是对孔子《论语》中“巧言令色，鲜矣仁”教诲的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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