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名校

名人办名校，名校育名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名人名校为基建起，校因人显，人因校存，一所所名校即是一座座矗立千年的丰碑，铭记着中华文明转型时期教育家们的种种开创性探索。 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网罗百家 → 教授治校 →教育平民 →招收女生 →倡导“四育”
→革新史学 →贯通文理 →融合中西 →支持研究 →扶植社团
→建学生军 →创道德会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完善工程教育 →引导留学观念 →延揽中外大师 →注重发展“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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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仍相当腐败。不少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这时的北大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1916年9月，蔡元培在国外接到当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认为弄不好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但他也得到另外一些友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对蔡元培十分了解和信任，认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出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的决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就职后，他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人。他到校后锐意改革，首先就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革新了学校的领导体制。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为评议员。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选一人的办法，一年改选一次。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拥有很大的权力，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科的废立，有权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负责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民主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说：“我曾被选作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由于受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还根据评议会通过的教授会组织法，分别按学科门类主持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定、教授法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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