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

我们所要进入的，是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的复活史，就巴赫金而言，他的思想遭不幸的，虽然他从二十世纪年代起就表现出卓越的思想才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著述不辍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他的思想如同他本人被放逐在边缘的库斯塔奈一样，长期被埋没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不能广为人知。但从另一方面讲，巴赫金又是有幸的，正当他已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与学术界隔绝的现实时，他的思想终于被人发现了，巴赫金在其有生之年迎来了自己思想的复活节。

书摘
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经由解构主义者德·曼的改造便出现了“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观点。在他看来，所有的阅读就其可以通过其他的阅读进行校正这一点来说，都是一种“误读”，他的这一观点被布鲁姆、琼生等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误读”说对于接受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埃斯卡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说，认为它是理解文学的一把钥匙。他指出：“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性的说明。凡翻译都是背叛，不过，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疑义时，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为此，他特别提出“背叛能力”一词用以衡量“文学作品抵制自己的熵耗尽时所拥有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赫金自从被发现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广为接受，正表明了巴赫金思想所有的这一“背叛能力”。
其三，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如果说刺激一反应模式侧重于接受心理的认识发生，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侧重于接受过程中意义的解构与重建的话，那么，包容了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后殖民主义以及更为复杂的现代性理论、全球化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则侧重于对这一接受心理、接受过程背后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动因的分析。
详细复述上述这些理论观点并非本文的任务，简单地说，福柯的话语理论将一切话语都视为权力的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指出西方通过创造一种“想象性的东方”他者形象来确立自我的存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方面成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则给他们带来了民族文化走向消亡的忧虑和恐慌。这一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进入常常伴随着坚船利炮的掩护，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陷入住死存亡的关头，正因为如此，中国接受者往往具有一种自发的意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接受模式保持高度的警惕。何为文化帝国主义模式?汤林森并不主张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用“是谁在说话”这一问题打开这一潘多拉的魔盒。在汤林森看来，“就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语境而言，‘是谁在说话’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原因在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与行为’prac-tices)，如果对于‘谁说的’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则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本身，已是复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工。他所概括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谈论途径最后的落脚点都落在了“是谁说的”这一问题上。在巴赫金接受史中，接受者面对接受视野西方化问题，不断地提出对话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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