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

从1983年第一次发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论文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尽管这些年来自己始终没有忘怀对于学术的追求，但由于种种俗事的缠绕再加上自己的懈怠，所以到现在总共发表的论文不过六十来篇，平均每年仅有三篇，与现今那些拥有数百万字论文的同龄学者相比，只有自惭形秽了。然而即便是如此，我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因为发表的这些论文，都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也凝聚着自己对学术的虔诚，自信对古文论领域内相关的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会有所推进。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选出其中的二十来篇结集出版，作为对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习和研究二十年的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
　　本书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这实际上是自己二十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选取的三个主要的视角：首先是文艺心理学和美学的视角，这是八十年代末期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受我的导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先霈先生的影响所选择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本书第一辑的几篇论文大多是此期完成的，它们着重对“虚静”、“诗味”、“兴会”、“品味”等古代文艺心理学和美学核心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发，以求挖掘和总结出蕴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文艺心理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其次是接受美学的视角，九十年代末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在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指导下所做的古文论研究就是围绕这一特定的视角展开的，本书第二辑所选的这几篇论文正反映自己当时的研究路径：这就是以西方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所蕴涵的文学接受思想进行研究和阐发，以求揭示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独特的理论内容、特征、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林林总总的包括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内的西方文学理论咄咄逼人的挑战作出强有力的应答。最后是中西比较的视角，本书第三辑所选的几篇论文即是自己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自已之所以把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重心逐步转到中西比较方面，固然首先是出于博士论文选题的需要（我的博士指导老师是华中师范大学著名的东方美学史专家邱紫华教授），但从学理上则是希望通过中西方异质文化和文论的比较来明确中国文化和文论的独特身份和价值，重建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求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
　　尽管在整整二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过程中，自己先后选择过三个不同的研究视角，但这三个貌似迥异的研究视角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都是运用现代理论的思想成果，站在现代理论的高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论，因而将本书命名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便是十分自然的了。

邓新华（1953-），男，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三峡大学学报主编，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湖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会长，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教学和研究。

九十年代后期学界的一个热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对于古文论研究来说，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回到文化创造的思路上来，古文论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状况的隔膜的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本书主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了研究，包括：中国传统文论的美学、心理学研究；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比较三部分。

第一辑 中国传统文论的美学、心理学研究
　“品味”的审美心理过程及特征
　“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与传统文化
　“虚静”的文艺心理探索
　“诗味”说与“兴会”认的文艺心理学考察
　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论
　金圣叹关于艺术虚构的小说美学思想
　金圣叹的戏剧美学思想初探
第二辑 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
　建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
　先秦接受者意识觉配与接受理论的早熟
　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试探
　《知音》篇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
　朱熹以“涵泳”为中心的文学解读理论
　王夫之“读者以情自得”的诗歌接受理论
　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
第三辑 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比较
　从中西比较的视域看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样态特征论析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方文学释义理论
　中西接受理论比较
　中西印象批评比较
附录 作者发表与本书相关论文目录辑览
后记

书摘
中国古代的文艺家、美学家何以对“品味”的艺术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有如此独特的理解?这种艺术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又何以得到古代艺术鉴赏者和接受者的普遍认同?要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对之进行审视。这是因为，“品味”的艺术接受理论和接受方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它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个角度人手，不仅可以弄清“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产生的内在因由，亦可探求和窥见此种接受方式所融凝的传统文化的种种基因。
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品味”论的影响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不能不首先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正是后者内在地决定了前者的思维性格和理论品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玩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之间的关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1．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对“品味”论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把“重了悟不重论证”看作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就方法论而言，中国古代哲学确乎不像西方古代哲学那样注重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抽象思辨，而是推崇那种不经过分析和推论就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有关直觉认识论的思想，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色调。
儒学面向现实人生，所以注重“为学”。“为学”之道何在呢?孔子认为，首先在于“博学”和“多识”，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要想获得真学问，懂得大道理，还需“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即以一种直觉了悟的方法将所学的各种知识贯穿起来。孔门后学中不乏深契此种认识方法的知音，如程颐和朱熹提出“格物致知”说，把“豁然贯通”作为认识万事万物的前提。这表明，、在如何把握现实人生的知识方面，以提倡“学思”、“慎思”著称的儒家并不排斥直觉了悟的认识方法。
道家崇尚自然无为，所以不重“为学”，而讲“为道”(即对于现实人生之上的自然之道的把握)。老子最早给我们描述了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存在状态：它无形无名却又无处不在，既非感觉所能把握又不能靠概念知识去认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老子提出，要把握“道”，致道之人就必须“弃圣绝智”(《老子·十章》)，“涤除玄鉴”(《老子·十九章》)，即凭借一种既超越感性又超越理性的直觉去直接冥合“道”。庄子承袭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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