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社会上的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文化人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立场出发，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极力复活“皇国”史观，为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翻案，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仇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视听，遂使右翼思潮成为一股持续不退的逆流。
本书以十几位有代表性的、民间身份的日本当代右翼学者文化人的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中国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1987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担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近十年来独立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文章100余篇。已出版《东方文学史通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翻译文学导论》《中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与陈言合著)《比较文学一百年》(与乐黛云教授合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等论著及《初航集――王向远学术自述与反响》13种。另有译著4种，合作主编丛书4套50余册，主编《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等工具书3种。

全书从深层次文化视角出发，史论结合地研究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种种劣行。全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日本右翼文人的文化侵略以及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仇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视听的行为。作者站在中国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序章
第一章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一、作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两个紧箍咒
　三、“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
　四、“纵然失败却是无悔
第二章　一本全面彻底的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书――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
　一、中村粲其人
　二、写作宗旨：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
　三、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
　四、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
　五、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
第三章　“皇国史观”的沉渣泛起――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
　一、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
　二、《国民的历史》畅销的背后
　三、与中华文化“绝缘”的“一万年日本文明史”的虚构
　四、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
　五、惟我独尊的“皇国史观”的复活
第四章　“恶魔的思想”――渡部升一、谷泽永一的右翼极端主义言论
　一、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
　二、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
　三、“谁把历史弄成这样?”
　四、所谓天皇“无责任”、战争“有外压”
　五、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第五章　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藤冈信胜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
　一、藤冈信胜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二、“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
　三、“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
　四、“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本质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结――法学博士小室直树的“无法”的暴论
　一、“天皇教”的狂热信徒
　二、搬弄“国际法”为侵略免罪
　三、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田中正明的“虚构”与“总结”
　一、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
　二、所谓“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
　三、《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
　四、“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的虚伪
第八章　作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东中野修道等抹杀论者的猖獗
　一、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
　二、阿罗健一搜罗的所谓“证言”
　三、歆本正己与富士信夫的抹杀论
　四、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了一种思潮
　五、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东中野修道
　六、抹杀论者在史实面前注定失败
第九章　“新傲慢主义”的新军国主义――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和《战争论》
　一、右翼势力的“广告塔”
　二、鼓吹战争、美化侵略的《新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
　三、老调重弹、变本加厉的《战争论 》
　四、美化日本殖民统治、鼓吹台独的《台湾论》
后记

书摘
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一个证据”是“国际联盟没有作为议题”。“第十二个证据”是“美英法都没有提出抗议”，“第十三个证据”是“美国英国的新闻媒体几乎没有触及”。
实际上这三个所谓“证据”说的都是一回事。根据已有的中13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史料证实，日军大屠杀大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他们将中国人成批成群驱赶到河沟、洼地、江畔，然后扫射“处理”。这样“处理”便于尸体掩埋，或容易让江水冲人大海。而暴露在南京的主要街道上的尸体则不占多数，故短期内清理完毕。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在刺刀枪炮底下的中国人幸存者为保生存也不敢提供、无法提供事实真相。正如田中正明所说：一直到了“事件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美、英、法等国媒体提出视察南京战迹，日军对他们说OK，他们十五六个人乘专机到达南京”。(《总结》第224页)，而这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年；又如田中正明所说，国际联盟第十八次大会是在1937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一百次理事会是在1938年1月26日开幕的，第一百零一次理事会是在5月召开的，这些会议均在这些记者采访之后。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议题，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四个证据”是“没有颁布钳口令”。说日本教科书上写的“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说当时日本军部政府都没有颁布关于“南京事件”的钳口令，而只有“流言蜚语取缔法”，也没有禁止对“南京事件”的报道。
此条“证据”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日本战时已经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全在军国主义战时体制之下，并用一系列的法规予以强制实施。在此情况下，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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