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小学生课外精读

书摘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燕子在篱笆外的樱桃树上歌唱。太阳透过窗玻璃照了进来，把金色的阳光洒在孩子的乱发的头上和毫无血色的脸上。这阳光好像一条大道，这孩子的灵魂便沿着这大道渐渐地离去。至少在他死的一瞬间让他走在这条金光大道上，那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生前走的是一条荆棘小路。这时候，他干瘪(biě)的胸中还有呼吸，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倾听窗外传来的村子里的声音。因为是傍晚，割草回来的姑娘们唱起了《啊，在绿色草地上》这支歌，从溪水那边也传来了阵阵笛声。这是杨科最后一次在听村里的音乐了。在他身旁的棉布毯上放着他那把薄木板做的提
琴。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zè)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nuó)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
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jì)。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卡佳有两枝绿颜色的铅笔，可是莲娜一枝也没有。莲娜向卡佳请求说：“给我一枝绿铅笔吧。”
但是卡佳问答说：“我得问一问妈妈。”
第二天，两个小姑娘都到学校里去了。
莲娜问：“妈妈允许了吗?”
卡佳停了一下才说：“妈妈倒是允许了，可是我还没有问过哥哥呢。”
莲娜说：“那有什么关系，再问问哥哥吧。”
第二天卡佳来的时候，莲娜问道：“怎么样，哥哥答应了吗?”
“哥哥倒是答应了，可是我怕你把铅笔弄断了。”
莲娜说：“我会小心些用的。”
卡佳说：“小心些，不要削，不要太用劲儿使，不要放到嘴里去，不要用得太多啊!”
莲娜说：“我只要把那图画纸上的树叶，画成绿颜色的就够了。”
“这可多啦!”卡佳说着，紧紧地皱着眉头，脸上还做出不乐意的样子来。
莲娜看了看她就走开了，也没有拿铅笔。
卡佳奇怪了，跑着去追她。
“喂，你怎么啦?拿去用吧!”
莲娜回答说：“不要啦。”
上课的时候，老师问道：“莲娜，为什么你的树叶是蓝色的呢?”
“我没有绿颜色的铅笔。”
“那你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女伴去拿呢?”
莲娜默默地不说一句话。
但是卡佳羞红了脸，像只大红虾似的，说道：“我给她啦，可是她没拿去。”
老师看了看两个人说：“要好好地给，别人才肯接受呢。”
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出柏林，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几乎看不到一个健壮的男子。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战时后备役老兵，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身体虚弱而多病的老妇人。显然她在独自沉思，旅客们听到她在数着：“一，二，三，”声音盖过了车轮的“咔嚓咔嚓”声。停顿了一会儿，她又不时重复起来。两个小姑娘看到这种奇特的举动，指手画脚，不假思虑地嗤(chī)笑起来。一个老头狠狠扫了她们一眼，随即车厢里平静了。
“一，二，三，”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又重复数着。两个小姑娘再次傻笑起来。这时那位灰白头发的战时后备役老兵挺了挺身板，开口了。
“小姐，”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位可怜的夫人就是我的妻子时，你们大概不会再笑了。我们刚刚失去了三个儿子，他们是在战争中死去的。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前线了。在我走之前，我总得把他们的母亲送往疯人院啊。”
车厢里一片寂静，静得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