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书摘
家族文化基于家庭活动的一定行为方式，但并不是说凡是有家庭的地方均能形成家族文化。或者说，不同的家庭活动方式构成不同的家族文化。由于时代的演进，不少地方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化，但可以说有家庭文化。家庭生活是由人类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决定的，虽然它可能发生今非昔比的变化，但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单位退出社会舞台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大的。也就是美国家庭问题专家W·古德所言：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传统家庭或许已经动摇不定，但家庭机构却可能比现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历时更长，任何一个具体的家庭可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但家庭制度就其整体而论，却是坚不可摧、富有活力的。从现代世界来看，曾在一些国家存在的家族文化已经消解了，家庭生活模式也发生巨变。有些国家可能存在过家族，但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家族文化。在分析家族文化的时候，首先应分析其构造。
不同的社会基于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可能形成不同的家族文化。如古罗马时代，家族制度在欧洲有过一定程度的盛兴，然而欧洲的家族度随着时代的迁移逐渐趋于衰颓，及至今日可以说已近于灭亡。西欧封建时代存在的贵族等级制度，实际上也促成了一种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上形成的家族文化。贵族等级体制后来不复存在，家族关系也随之变更，但这种关系滋生的观念在西欧一些国家中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如在法国，家庭的关系或曰亲属关系在现今社会上依然是不可低估的一种因素。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家族系统”，早的可以追溯到原始的胞族，氏族，母系制和父系制体现的不那么分明的世系群体也构成某种形式的“家族系统”。日本的同族家庭模式曾具有较强的文化成份；家庭由一人继承家长权，代表这个家庭的连续发展，他的家庭也就构成同族的亲属群体的组成部分，同族的族长由最年长的男子承担。同一家庭的兄弟们构成一个整体，但并不形成包括许多旁系亲属的宗族，长子的主线可以与一个或几个弟弟的支线联结成一个同族，在许多方面都和共同的亲属群体一样行事。一“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住所，不仅是活着的家庭成员的总和，还是家庭世系全部历史的陈列所，弟弟的分支家庭也不仅是一个亲戚群体，而且也是家庭荣誉的分享者，与长子家庭共同承担着家庭的职责。如此等等。虽然这套体制在现代经济发展和土地关系改变之后发生了变化，但研究表明同族在财阀家庭中仍占重要地位，它们控制着巨大的商业企业。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家族文化。材料表明，许多国家一度都存在过比现在更为复杂的家庭生活模式，如1814年大俄罗斯的梁赞省有65%的家庭有三代以上的人口，有的地区家庭共同体平均为10—11人，流行的习俗是定期分配供养这些高度复杂的家庭的公有土地，决定每家享有多少土地份额的是每家已婚男子的数目。17、18世纪东欧波罗的海地区也存在结构复杂的很大的家庭单位，家庭群体的26％或43％是三代同堂，家庭血统的直系和旁系也构成家庭群体的组成部分。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地区、保加利亚都有大家庭的存在。有种大家庭形式叫扎德鲁加，19世纪曾发现80人组成一个家庭群体的例子，一般为20—30名成员。在匈牙利和法国的一些地区，复合家庭的比例曾是相当高的。如在法国的利穆赞地区，在许多地方，40%以上的家庭曾是非核心家庭。如此等等。这证明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家族制度，后因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推陈出新而发生变化，总趋势是趋向式微和消解，以至如今在上述有些地方已经难以发现传统的家族生活体制的痕迹。在有些地区，社会的发展消除了传统的家族体制的许多表面形态，但这不等于说历史积蕴下来的精神价值荡然不存了，这是我们在分标这个问题时应当注意的。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体制要想真正实现一体化，必须在广大乡村实现政治重建，把乡民组织在既定的组织之中，而不是分散的个体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集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体制的逼贯性，自上而下，四面八方。所以，合作化运动虽然外观上主要地具有经济性质，其实是一场潜在的政治重建的工程。台作化的过程，贯彻了实行统一经营、收获物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同时推行了统购统销体制。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从而也削弱了家族尚存的权威。一种新型的超家族的权威开始形成，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益得到强化，社会体制慢慢渗透到村落家族共同体。合作化发展了一种性质不同于村落家族的生产组织，以及以它为基础的行政权威，构成对村落家族文化的最大挑战。

问题的症结是：(1)这些旧体制的载体，自觉地本能地维护旧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定型化是农村社会保障系统得不到响应和发育的社会基础；(2)保障、服务系统的缺乏使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带有很大风险，望而却步；(3)因缺乏开发性生产服务，使许多资金持有者得本到经营行为的示范和鼓励，没有形成投资刺激，而使资金流入消费领域，增加改革的压力，制约着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现阶段政治发展的目标：其一是奠定政治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的发展，唤起政治主体自我利益、自我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是政治体系自身的建设。
1. 重塑政府功能，杜绝腐败，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努力推行公平的经济政策。根据政治发展中政治稳定目标的要求，主要从生产领域而不是分配领域解决公平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思路，从而减少不稳定因素的生长，通过资源的更平等分配提高公民素质，实现公平、共同富裕的目标。
2．削弱权力与财富的紧关联，削弱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差距。
3. 使分化的社会结构向菱形社会结构转化，用政策等发展措施催化一个中等收入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可行的措施与目前的任务：
1．目前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村民小组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功能弱化是正常的，但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生产管理、引导、初级服
务功能。制度创新是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的紧迫问题。制度创新必须与功能转换一起考虑，具体形式有待于深入研究。
2．确立主导产业是农村改革的瓶颈，是功能创新的主要任务，目标。笔者以为，在受大城市工业、技术辐射较弱的地方，应以发展专业化农副产品规模种植经营为主导方向。当然，
这并不排除某些地区以传统特色产业为主，大城市郊区以工业原料为主的乡镇工业格局。
3．建立生产引导，服务(产前、产后、良种、技术、资金、肥料、销售)体系和社会保障措施，使更多资金加入生产，减少风险。这些功能主要由乡级政府承担、培育，在生产发展到
一定阶段可成立期贷交易市场以保证生产、供需的调节和健康发展。

第一，价值标准发生改变。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过去主要是看你口号叫得响不响，清贫不清贫，现在则主要看你有没有漂亮房子，有没有漂亮家具和家用电器。一句话，看你有没有钱，有的较有眼光的村民，则看你有没有发展前途。这一价值观念的变化，促使农民为了金钱而尽力去追求商品信息，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买卖，弃农经商等。农民不再满足于土地生产，开始转向流通领域的商品买卖。比如，蒋发其一家，就把土地出租给了别人，一家都到城里做中草药生意去了。
第二，道德观念发生改变。这主要表现在未婚先孕人数和未婚同居人数的增多，婚姻关系的重心从繁衍后代转向情意相投，性格相合。谈恋爱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结婚时庆祝一
番也无可非议。据村里的人说，70年代初，族里的蒋贤能结婚，请了几桌酒，竟被当时的民兵营长李某带领武装民兵拉去游街。那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
第三，法律观念大大加强了。人们在行动时，能够想到法律。尽管他们不可能对于什么是法律所允许做的和不允许做的有多少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头脑毕竟有了一个整体的法律观念，
这要比以前的盲目无知要好得多。比如，他们根据事实知道，致人伤残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是要被公安机关逮捕并被法院判刑的。因此，即使他们有时打架，也不敢打得太厉害，更不敢往
死里打。这是由于他们的头脑中有了法的观念以及想到了铁窗生活。现在，又有两对夫妇正通过乡法庭办理离婚手续。现在，虽然人们还是不愿意动辄上法庭，但上法庭巳不再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总之，传播媒介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从而也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如果要使我们的农民的行为继续沿着良性方向转变和发展，就必须改善和提高传播媒介的质量。传播
媒介应该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冲洗、沉淀旧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使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民众中得到确立。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重视传播媒介的质量，建设
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一句空话。
四，冲击和变革
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属丘陵低山地带，南距北海、湛江200余公里，东距广州、深圳400公里，西郊有黎湛铁路(黎塘——湛江)经过，公路交通也十分便利。香蕉、牛巴、蒜头为玉林三大名产，云香精、正骨水、水果罐头、自行车等轻工产品远销国内和国际市场。盛产甘蔗、香蕉，荔枝、四季豆、红薯等，物产十分丰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
革、开放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带来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玉林的香蕉、甘蔗种植面积成倍扩大，玉林成为全国三大香蕉产地之一，连十三
大召开期间代表们吃的都是玉林香蕉。1987年初，国务院把玉林市作为全国十大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实行特殊的农业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外商投资建厂和经营商店企业等。所有这些，都为玉林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这同时又使人民生活大大地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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