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本书通过夏、商、周三代考古发掘成果的分析归纳，深刻揭示中华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形成过程，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徐良高，1966年4月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并一直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现为副研究员，主持西周教城—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曾主编学术论文集《一剑集》。主要研究目标：中国文明起源，商周考古与历史。代表性作品有：《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周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夏商财三代城市聚落研究》、《从商周人形造像看中国的无偶象崇拜传统》。

    本书目录简介：第一章 考古学与文化研究；第二章 文化：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第三章 生产工具作用的再思考；第四章 陶器兴衰：文化表征价值的递减；第五章 发达的青铜礼器——中国早期文化的代表等。

序 第一章 考古学与文化研究 第二章 文化：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 第三章 生产工具作用的再思考 第四章 陶器兴衰：文化表征价值的递增 第五章 发达的青铜礼器——中国早期文化的代表 第六章 精美玉器——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 第七章 辉煌与穷困：从聚落认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第八章 墓葬——折射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第九章 文字——文化的载体 第十章 祖先崇拜与古代中国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以上各种解释均有可推敲之处：
首先，商周时期是否大量存在农业奴隶。根据我们在后面几章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商周时期，农业的生产者主要是在井田制度下的自由民和农奴，他们有自己的血缘组织，不依靠奴隶主的农业工具进行生产。这一时期的奴隶主要是一些家内奴隶，为奴隶主做家内杂活，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提到的“东方的家内奴隶”，这也正是学术界所热烈讨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既然不存在大量的统一管理的农业生产奴隶，以上种种解释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其次，我们可以推断，假如有所谓的大量经使用后被消毁、改铸的青铜农业工具，必不会有很多石骨蚌木质生产工具。通过对商周时期石骨蚌木质生产工具的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商周社会石骨蚌木质生产工具如此之多，它们既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则青铜农具必不曾被广泛使用。青铜农具所标志的金属农具出现这一象征意义是一回事，而金属农具在商周时代的实际生产中真正发挥了多大作用，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多大实际帮助又是另一回事。探讨社会的经济基础，应以后者为主。
最后，黄河流域松软土质，劳动者的协作劳动方式等因素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要求和选择，但这些因素基本上是一个不变的常量， 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社会一直如此，因此它们对青铜农具的有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及社会变革并不起主导作用。
三代社会中，一方面是以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却有着高度发达的国家机构，巨大的城市宗庙宫室建筑、精美的铜玉器、发达的文字等一系列先进的文明现象和上层建筑诸形态。面对着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严重不相适应的情况，我们不禁困惑：文明的进步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所依赖的剩余财富的产生必定是生产工具进步的产物吗?汤恩比曾出：所有这些全都证明在技术进展与文明进展之间显然不存在着什么相互关系……技术前进了，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或在衰落；也有相反的事例证明技术静止不动，而文明却在变动或是前进或是后退。例如，辉煌灿烂的中美洲文明就不曾拥有金属工具。
欲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以一种新思想、新眼光、新方法去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和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机制。其实，一切人类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的发展历史，是人的思想观念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历史，是人对物质世界和技术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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