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负

    本书是西方著名学者F.A.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述，集中阐释他数十年来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的理论纷争的一系列思想主张，并使之系统化、完整化，最终形成所谓的“哈耶克思想”。

制度经济学(下册)	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	制度经济学(上册)	自由宪章	通往奴役之路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物理学	士与中国文化	九三年	集体行动的逻辑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899-1992），二十世纪著名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与经济学，并于1921和1923年先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曾在奥地利贸易周期研究所工作。1931至1950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经济科学与统计学教授，嗣后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和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奖。哈耶克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对货币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政府干预的研究，但他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纯粹资本理论》、《通向奴役这路》、《个人主义与秩序》、《科学的反革命》、《感觉秩序》、《自由宪章》等。

本书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可以算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致力于探讨市场文明的运行原理，反对计划经济选择的一个总结。全书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露出犀利的辩锋，非常值得一读。

编者前言 序 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第二章 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 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 第六章 贸易和货币的神奇世界 第七章 被毒化的语言 第八章 扩展秩序和人口增长 第九章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 文献目录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土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把它们集中在“补论”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日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期是初版日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受的恩惠..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我们必须自我警惕，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一一与经验相悖者，莫此为甚。一一韦尔弗雷德·特罗特
向财产挑战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并且一点也不理解进化现象；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之后，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然而只是到了后来，主要是在17和18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
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我把它称为“建构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仿照法语中的说法)，在此后几百年里，它实际上控制着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60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道学家们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终于开始去奉承一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
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虽然这种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也支配着文人们、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还有另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它对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洛克就曾解释说，“然而所谓理性，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而是指明确的行为准则，所有的优良品质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洛克，1955：111)。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然只占少数。
其次，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也来自卢梭的著作和影响。这位独特的思想家一一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和浪漫派一一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对它有着深深的依恋。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进步”思想，使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在保护公认的个人安全领地上所做的努力。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人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
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场白里声称，“人类生而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人为的”限制一一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一变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真正英雄，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的限制，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在宣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卢梭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或“普遍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一个个体” (《社会契约论》，I，vii；另见波普尔，1945／1966：II，54)。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在那里我们的本能，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世界”，正像《创世记》给我们的教诲一样一一这种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主要的根源。
不错，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但它的威力(无论它自己怎么说)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我们早就知道，野蛮人远不是自由的，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意，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提，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个人财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一一或集体的一一认知范围的扩展秩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或者说，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的文明。然而，它骨子里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即我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理由，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证，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为争取不受限制一一自由之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限制一一的“自由”找到了理由，并且能够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解放”，此后人们对财产的怀疑便日益加深，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人们日益认为，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可以用中央对其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
到了19世纪，对财产在文明进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评价和讨论，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禁忌。在这个时期，在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成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这种禁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例如它在布赖恩．巴里有关(财产的)习惯用法和“分析”的陈述中有所表现(巴里，1961：80)，其中公正“从分析的角度看，是同‘应得的赏罚’和‘需求’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休谟所说的一些‘公正规则’是不公正的”。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财产和契约禁忌”的言论(1969：17)。]例如，人类学的奠基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因此泰勒的两卷本《原始文化》一书，索引中竟没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韦斯特马克确实用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的影响下，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由此断定“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大变化”(1908：ⅡI，71)。社会主义者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上的无能，最为粗俗地表现在社会学里(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情况更糟)。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它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费里，1895)，更晚近的说法则是，它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或……创造人类的未来” (塞杰斯特，1969：441)。就像一度虚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自然学” (naturology)一样，社会学一直傲慢地无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构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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