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1840-1949)

书摘
2.3是民族危机还是现代化“良机’
怎样评估资本一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以及在近代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列强带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是民族危机还是现代化“良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着理论分歧的问题。大体上讲，在本世纪的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多强调他们的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谴责侵略并强调其阻碍作用。60年代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西方一部分学者受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对殖民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而原先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部分学者则向相反方向变化，转而正面肯定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
例如，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认为，印度、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入侵前长期滞留于“亚细亚社会”。这种社会“没有自力发展的可能性”，它自身的发展只是在原社会范围的“循环式的发展”，这些国家只有经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才能脱离“亚细亚社会”，变成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通常不使用“亚细亚社会”这样的概念和理论，但他们大约在80年代之后的一些论述，却和翁贝托．梅洛蒂的分析有某种相通之处。比如，他们认为封建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超稳定的系统”，中国历史的发展缺乏出现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也成了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惟一的现实良机”。还有的研究者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残酷野蛮的手段，所得到的“不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财富，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得到的却是“西方式的近代物质基础的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体制、整个结构的变迁和进步”。
根据这样的认识，有的文章批评建国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的口诛笔伐的感性宣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这种研究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因此，他们要求“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而重新评价的结论是： “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这样一些看法是不是符合历史的实际呢?
首先，将中国前近代界定为所谓超稳定的、缺乏自力发展可能性的社会，是这些研究者肯定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前提。然而，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已经显示，这样的前提设定是不准确
的。本书前面根据这些研究的新成果，已经对走出中世纪前夜的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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