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虽然我们不再因为思考与表达成为“右派”，但始于4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仍不敢忘记。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因为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21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当然，我们永远感激在茫茫苦海中流动的人间真情。

    戴煌：原名戴澍霖，新华社高级记者，1928年2月生于江苏阜宁沟墩镇。少小时担任学校抗日儿童团团长，1944年4月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兼做新闻工作。1947年夏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1957年因提出“神化与特权”等问题被打成“右派”经受了人生多种磨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被彻底平反。近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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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
1．赫鲁晓夫冲击波
2．照镜子
3．上海行
4．故土
5．理应清醒的人
6．所谓“万言书”
7．啊——“同志”
8．欲加之罪
9．定罪
10．家庭
11．去北大荒
12．新相知
13．文明流放
14．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15．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16．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17．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18．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19．绝望
20．复归平静
21．死亡场（Ⅰ）
22．死亡场（Ⅱ）
23．死亡场（Ⅲ）
24．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25．死里逃生回北京
26．甄别梦
27．从天安门广场到监狱
28．漫长的隧道（Ⅰ）
29．漫长的隧道（Ⅱ）
30．漫长的隧道（Ⅲ）
31．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32．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33．贫贱夫妻百事哀（Ⅲ）
34．感谢胡耀帮争回历史的公正
结束语

这是个大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上工的哨声一响，大家就摸着黑，向东边十几里外的七虎山下的野鹅滩突击区远征。在最前面，有人提着一盏马灯引路，后面的人随着前面的人影跟进。
这里我要插上一句，这条“远征”路，就是当年春天阴雨连绵时，我与几位难友常常抬着二三百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稀粥，被陷得拔不出脚的那条漫长的泥泞的路。那“突击区”，就是当时我们播种的大豆地。
现在这支收割大豆的“突击队”，刚刚走出小云山，老天就飘洒起小雨，小雨很快又变成了雪。这时，六只“奶子”都已进肚的人，才意识到眼皮底下的形势很严峻，“这一天怎么过？”
人们稀稀拉拉地远征到了野鹅滩，这才天大亮。负责全权指挥“大突击’’的，是不久前才由“七间房”基建大队大队长提升为云山畜牧场副场长的祝某。他不容大伙儿歇口气，立即按班排按人分段：每人先割两条垅。每垅四行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据说约有五亩地。大伙儿一声不吭，一个个猫下腰，吭嗤吭嗤地割了起来。
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右’’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