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

书摘
　　茜茜：半年里他已来过两三次。这东西别的本事没有，认起瞎莱赛过狼狗。上回他查到我的行踪，就让一个陌生人冒充书商给我打传呼，说要编一本《党的战士司马南》。我在电话里讨价还价了半天，敲定每千字40元，资料由对方提供。接着，我应邀留了地址。
　　老威：第一次通电话就留地址，你的胆子还不小。
　　茜茜：我一个穷写手，长相也不勾人，怕啥?况且，我留的是住处附近四川饭馆的地址。到了约定见面的第二天中午，我还拉了合租房的两个女孩一道。饭馆很火爆，我们预订了个靠窗的包厢，隔着玻璃就能看清楚大马路上的一切动静。北京这城市，大得毫无道理，我住在昌平的西三旗，靠五环了。
　　我们三个女孩耐着性子坐等，谁也没怨言。因为对方说住西客站，从那边绕过来，即使不塞车，都得耗两小时在路上，相当于从一个小国到另一个小国。肚子早咕咕叫，我们就先点两个小菜，聊天充饥。玻璃外的出租车不断有入下，司马南的人头却始终没浮现。
　　老威：假书商也叫司马南?
　　茜茜：接头暗号。因为初次见面，就在电话里约定：对方一拢馆子门，就高举某某彩报，上面头版登载篮球大小的司马南头，通栏标题为《正义战胜伪科学》。
　　老威：还很有诗意嘛。
　　茜茜：我老公就是写诗出身。80年代，还是师专诗社的负责人，后来发配到镇上教中学，他又把整斑学生都发展成诗人。那时我年轻，崇拜他，死追着嫁给了他。我私下觉得，他更适合演电影，由于怀才不遇，他才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来点电影情节。我没料到，这次他玩起悬念来了。
　　他后来告诉我，他凌晨5点就出门，从西客站步行到地铁口，又在积水潭转了一趟车。拢这儿还不利8点。他见太阳明晃晃的，就躲到路边麦地里，躺着喝了一瓶啤酒。借着酒兴迷糊了一会儿，想着海子生前就住在昌平，也经常大清晨睡在麦地里喝啤酒。难怪诗人、画家和写手在这儿机房的多，恐怕都想沾点死人的灵气——他就这样心潮澎湃地给他老婆设套，成心丢人现眼到底。10点过，他钻出麦地，在街上晃荡了近4个小时，据说好几次，他就站在玻璃外与我对视，两人相距还不到三尺远。
　　老威：你连自己的丈夫都认不出来?
　　茜茜：邓大佑也这么说。可直到他进了包间，我才认清楚。原来他没把司马南举在手上，而是直接蒙在脑壳上。不光我们，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怪物，谁也没想到同自己有关，因为昌平住过几拨搞行为艺术的。
　　当时已近下午两点，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才在服务员的催促下磨磨蹭蹭地点菜。这个可恶的邓大佑，他居然把司马南的眼珠子抠掉，并透过那洞贼溜溜地观察了我两分钟，才扯下纸面罩煽风，夸我血色好。我当然血色好，我差点就气成脑溢血了。想走，又被另外两女孩扯住，人家已经陪了我两个多小时，这客只有我请。
　　点了满桌菜，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不，纯粹就是呆瓜一条。邓大佑的全部行李，就是从路边拾得的塑料袋，内装两瓶啤酒 (一瓶空的)、一条内裤、一本《严新功法研究》。可他一点不自卑。我晓得，他哪怕成了叫化子，也从不自卑。他说：“我是专程从四川赶来，与你一边挣钱，一边夫妻双修，这本研究严新的书，是我吃素7年，呕心沥血之作，肯定能卖大价钱。”

　　冯中慈：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像一张网。好在我和文馨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100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依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替家庭背黑锅。入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
　　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地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刮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党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正苗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把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和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脸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着歪吹：“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
　　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懂吗？”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
　　“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藉，补充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老威：《大预言》里也这么讲，有了这么个圣女引路，你该回头是岸吧。
　　周二黄：我苦心静修了三个月，酒色都戒了，一想到三个圣女为我这个陌生人祈祷了一个通宵，心里就热乎乎的，我周二黄也是对世道看穿了，才一天天混的，现在算慧根绽露，说不定将来能做一个牧师，派上大用场。于是我破天荒地写信，邀请樊音她们来北京，最好把一些好哥们都发展成教友。樊音她们果然应约来了，住在我家不出门，成天祈祷。有天下午我出门，她们也说要出去办点事，会很快回来。我把一串钥匙给了她们，自己在外面耽搁到夜里12点才回家。一敲门，没反应，我慌了手脚，把门擂得惊动了四邻也没辙。他妈天下着雪，这么晚到哪儿去过夜?跺了一会儿脚，快成冰砣子，只好打车直奔三里屯，找个热闹酒吧。我三个月没来了，太亲切了。到了下半夜，酒吧也冷清起来，我喝得迷迷糊糊的，只好在附近找个丑得没人要的“鸡婆”，去她那儿将就着过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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