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大家小书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确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五四”以来平民化的思潮，经由朱自清先生，也给予镇淮师潜在的深刻影响。无论何时，为尽可能多的读者写作，对他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信念。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季镇淮，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1941年7月，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79年1984年任中文系主任。主要著作有：《司马迁》、《韩愈传》、《闻朱年谱》、《来之文录》等。

家世
遥远的世代 司马谈
童年
龙门诞生 十岁诵古文 家徒茂陵
漫游、侍从和奉使
二十漫游 入仁 奉使西征
为太史令——从内迁到外迁
扈从封禅 负薪塞河 为太史令
著述理想的开始、挫折和坚持
开始了著述工作 “遭李陵之祸”
“就极刑而无愠色” 一个坚持理想的老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
伟大的著作 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
人物中心 褒贬尺度的人民性
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 写作方法
语言的运用 历史和文学统一的范例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附录 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后记

书摘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诞生于龙门。这个生地是司马迁自己说的。龙门见于《尚书·禹贡》，是古代的一座名山。它跨黄河两岸，其东在今山西河津县北，其西在今陕西韩城县北。黄河自河曲转折而南，流人峡谷，河面狭窄，水流迅急，穿过龙门，奔人平原，河面乃宽，流势始缓。以龙门为界，黄河在秦晋间的一段，南北形势悬殊。由于这种自然的形势，龙门遂成为自古以来人们不断驰骋幻想的一个神奇的地方。据说，龙门山这样对峙黄河两岸的形势，原是当日禹王治水、疏导黄河而凿开的。山上还“有相工坪，广二丈余，长四丈余，片石临河，莹洁可爱”——是禹王站得高高的督工的地方哩。据说，黄河流到龙门山，“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每年总有几千条鱼到龙门山下集合，准备跳龙门，跳上去的便成龙飞天，跳不上去的只好碰壁而返。大慨很早以来，龙门便在人们的幻想里，成为富有神奇包彩，产生神话的著名的地方。司马迁自说生于龙门，不过是乐于称道这个著名的地方罢了。事实上龙门山在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司马迁六世祖靳葬华池，四世祖昌、曾祖无泽、祖喜皆葬高门，华池、高门皆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地的芝川镇。司马迁的墓和祠堂也在这里。这是司马迁六世祖以来死葬的地方，也应是他们世代相传、居住生长的地方吧。
马迁生于汉景帝统治的后期，这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尚未作官，大概还在家乡芝川以农为业。祖父喜为五大夫——一个空头的第九等爵，实际上并未作官(否则司马迁会在《白序》中说明的)，他可能是在汉文帝时务农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自说“耕牧河山之阳”，大概在司马迁小时候，家庭还是务农为业，他也帮助家人养养午放放羊，作些辅助劳动。请想象一下吧，在芝川的原野——有名的“河山之阳”，可以北眺龙门，东望黄河，牧童司马迁对着这样壮丽的山川、该会引起多少关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幻想啊!

但司马迁思想的人民性的来源，还不止此。上文已经说过，司马迁作《史记》是抱有一定的理想的。这种理想主要是希望通过客观具体的事实来表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表明所谓“天道”、“王道”以及是非、善恶等等的。而结果《史记》所反映的却远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之外，发现了天道无凭，王道破产，以及另一种是非、善恶的观念，即与之相对立的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司马迁所以会发现另一种是非、善恶的观念，原因就在于他尊重客观事实、忠实地记录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总是广泛存在的，在封建社会里它必然包含着广大被压迫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绪。这是司马迁思想的人民性更为深广的来源。司马迁所以能够忠实地记录客观事实，而不是歪曲地记录客观事实，那就是因为现实存在的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使他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坚持实录这一基本的著述态度。而他一生的辛苦的实践和不幸的遭遇，就是他所以能够看到广大的被压迫人民、深刻地认识现实的一个直接原因。不可否认，这个直接原因对他坚持实录的著述态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司马迁的人民性的思想，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这种限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即统治的思想影响的结果。
司马迁时代，汉王朝统治的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前面曾经说过，还在司马迁年轻的时候，汉武帝登位后，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已由黄老一派思想改变为儒家的思想。但以董仲舒的思想为代表的所谓儒家的思想，其实是战国晚期邹衍以来阴阳家思想进一步的发展。董仲舒等对于天道和历史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即天命的历史循环论。他们以为作为一个朝代第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帝王，非人力所能致，莫不由受命而来。“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天是有意志和威权的，是帝王的唯一公平的选任者和罢免者。任何一个有“德”的人都必定有机会做帝王，但有一定的年数；到了一定的年数，天即选派有另一种德的人来继位，这是新圣人受命，现任者即无过失，亦无法延长这种运数，“虽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历代帝王就是这样不得已地奉行天命来对人间实行统治的。一个新王在坐稳天下之后，一定要举行有历史意义的封禅典礼，告祭天地，以表示他统治的成功。而且也一定要改革旧制度，以表明他是重新受命的新王，并非继承前代。但人们不免要问，何以知道一个帝王是受天命而来的呢?他们说，符瑞的出现，就是证验。有什么样的德，天就相应地显示什么样的符瑞；或者掉转来说，天显示什么样的符瑞，就证明是什么样的德。帝王的本身奇怪的形象就是最切近的一种符瑞，所谓命相。德有不多的几种，由于天命安排，不断运行，不断循环。谁得到循环中的一德，谁就以该德而王。邹衍最初提出以土、木、金、火、水为次序的五德循环论，后来董仲舒又提出以黑、白、赤为次序的三统循环论。他们以为历史上的移朝换代就是根据这样的天命循环而来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愚民的、天命的历史循环论，由邹衍到董仲舒，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它有力地维护和巩固着汉王朝的封建统治。
司马迁是在这种统治思想之下生活过来的。他是董仲舒的“及门”弟子，是公羊派《春秋》的学习者；他是汉王朝的官吏，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他著作《史记》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的，当然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鉴戒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史记》里要反映上述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例如他在《东越列传》的论赞里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这里司马迁企图以东越的祖先“有大功德于民”来解释东越统治的历史长
久，固然含有积德报应的气味，但还是从人民的利益来看统治者的存亡的。而在《韩世家》的论赞里，却以“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之孤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为“天下之阴德”来解释韩国统治所以历十余世之久，这就不免是迷信了。又如：在《魏公子列传》的论赞里，他赞扬“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所起的救赵存魏的伟大作用，而在《魏世家》的论赞里，却以为魏之亡国是由于“天方令秦平海内”，魏国“虽得阿衡之佐”，也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这和他在《六国年表》的序里所说秦“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是完全一致的。又如：项羽最后灭亡，自谓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以为项羽之亡，实由于自恃武勇、专欲以力服人的错误，并斥责项羽“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为大谬，这是对的。但他对于刘邦建立汉王朝，却又热情地以为实由于天命，把刘邦歌颂为“受命而帝”的“大圣”。这些阴德报应、兴亡由于天命的思想，即封建性的、非人民性的思想，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愚民思想影响的结果。
司马迁时代，黄老一派思想在政治上的统治势力虽然已经过去了，但以《老子》那本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还是起作用的。以发挥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淮南子》，产生于汉武帝统治的初期。可见在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不但阴阳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家思想也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就是一个道家思想的赞颂者。显然，司马迁除了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外，还要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把天道了解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不是天命安排的，而是自然本身的表现。但这个规律，在道家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无穷的发展，也是有限度的、循环的，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种自然规律的循环论，应用到社会上来，对一个最高统治者说，也只须顺其自然，“清净无为”，不必要积极地“有为”。因为无论怎样“有为”，对自然的规律是不起作用的，徒然扰乱其本来的秩序。司马迁受这种道家思想的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对于汉武帝的种种努力一概流露着不满的情绪。汉武帝努力抗击匈奴，并不断开拓边疆，打开东西交通的道路，使汉王朝成为繁荣昌盛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中国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但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大抵只从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上去看，只看见消极扰民的一面，看不见积极利民的一面。这就是道家的天道观和历史观影响的结果。
阴阳家的天命循环论和道家的自然循环论对司马迁的影响，就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对于司马迁的人民性的思想的限制。这些限制，阻止他更彻底地认识现实、认识历史发展中的人民的力量，因而他不免还要常常落于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圈套中。然而如我们上面所说，司马迁是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层层的思想圈套的，应该肯定，强烈的、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是司马迁思想突出的一面。

汉武帝时代，汉王朝经历前此六七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文化灿烂，人材辈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弹，其余不可胜纪。”这就是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情况。
司马迁生长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以“近乎卜祝”的卑微的史官地位，出现于这些人材中间，岂但以“文章”著名而已。他实在兼有数家之长，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伟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地位。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是这样一种优异的作品，以致二千年来成为无数的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不断学习的榜样和追攀的峰顶，它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应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宝库里光辉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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