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与塔/新文学碑林

书摘
只看见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却没有人写怎样做母亲，好像母亲本来天生会做，毫无问题似的。其然?岂其然乎!盖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为，女孩子之
流，则尤病其羞人答答，于是谈者稀耳。
然而问题是存在的。
我的母亲于不知什么时候死去了。说几句与题无涉的话，她的死，是与抗战有关的。故乡沦陷，老人们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六七十岁，向来就叫做风烛残年，烛本将尽，风又太猛，飘摇了几下，终于灭了。
我听见了这消息，奇怪不，没有哭，并且没有想哭，简直像听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这很不对，但我本来就不是孝子。其实这淡漠，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曾对我说：“将采你长大
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诚哉!
十年前，我已二十多岁，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办公厅，开会，赴宴会的。有一回在一个很俨乎其然的会议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书，记得是中华书局出版，黎锦晖之
流所著，书名仿佛是(十姊妹)什么的。那会议也是与抗战有关的，一位先生站起来演说了半天，说得十分激昂，末了说，我们的国运实在是很怎么的，座中已经有人在流泪了。他指的是我，全场的人也都向我回过脸儿来，吓得我连忙收起了《十姊妹》原来我看书看得不觉流出泪来了。
《十姊妹》之类，并不算好的儿童读物，也决不能感动那时候的我。但是文字写得很有趣；很有些孩子话，使我想到，这书，本是应该在小时候看的，而我小时候没有看见，于是又想
到我的小时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哟!大概就这样想着想着，不觉竞流泪了。
其实所谓“黑暗”，也没有别的，不过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亲——说常常者，是说打我的人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和我的亲爱的老师们也。
中国许多妇女的，日常生活，简直单纯得像沙漠上的景物，一生一世永久只有那样几件事做来做去。有几位朋友的太太，几乎天天打牌，几乎像是为打牌而生。然而也难怪，；不打
牌也没有别的事可作，她们也似乎作不出比打牌更好的事。我本来觉得她们太无出息，这样一想，却反而同情她们了。
我的母亲也是打牌党之一。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头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输了钱，自然正好出气；奇怪的是，就是赢了也是这样。据说，一吵，就会输下去的。不
幸的是，她几乎天天打牌。
然而打牌也有打牌的好处，就是打牌时，她没有工夫管我。凡事，只要她来一管，我就不免有些糟糕的。父亲先是常常不在家，后来是死掉了，别人隔得远，屋里除了她和我，就只有丫头老妈之流,投有说话的资格，也根本说不出什么话。这场合，无论她要把我怎样，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我大概还只有六七岁，一天中午，正独自在厅屋里玩——我小时候常常独自玩的，忽然听见母亲在堂屋里喊我。我虽然小，但一听母亲的声音，就会知道她的喜怒，我觉得这
回的声音是含着无限的抚爱的，好像急迫地需要抱我，亲我，吻我的样子。我从来未受过抚爱，从来未听过这样抚爱的声音，至少我的记忆如此。孔子曰：“难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
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大概是天生的小人，小人得宠，就难免骄矜，难免不逊，正所谓得意忘形的。当时不知怎么一想，竟和母亲、躲起迷藏来了。我躲在厢房的门角落里，任母亲怎
么喊也不答应。母亲接着喊，甚至连乖乖宝贝都喊出来了，声音是那样柔软，那样温和，仿佛现在还在我的耳边，是我在童年所听到的唯一的抚爱的声音，越是这样，我就以为她要跟
我玩儿，我也越要逗她玩儿，越是躲着不做声，声音渐渐近了，从堂屋喊到厅屋，打厢房门口过的时候，还把头伸进去探索了一回，可是没有看见我在里头，我和她只隔一层薄木板呀。我
竭力地忍住笑，不做声，她就喊着喊着，到大门口去了。母亲今天跟我玩儿，我高兴极了；母亲走在我身边，却没有找着，多么有趣呀，我高兴极了。我实在掩藏不住我的欢喜，实在忍不
住笑，就哈哈大笑地从门角里跳出来，在母亲的背后很远的地方喊：
“我在这里呀，哈哈，我在这里呀!”
一面喊，一面还笑着跳着。可是等她扭转身来，一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糟了，她的脸，完全被杀气，不，应该说是“打气”所充满着。然而想再躲在门角落里不做声，已经不可能了!
她一转来，就扯住我的耳朵，几乎把我提着似地扯到堂屋里，要我跪着，她自己则拿着鸡毛帚。
“赶快说，你把钱偷到那里去了!”
原来她房里桌上有一个，至多也不过两个铜板不见了。我本没有偷，只有说没有偷。可是她不信，最大的理由是，没有偷，为什么躲起来呢?要是现在，我一定可以分辩清楚；但那时候，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躲起来，尤其说不出为什么要躲起来。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常常到衙门里去看审案。我觉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爷总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跪在下面口称“小的小的”的家伙却很少理直气壮的时候。并非真没有理由，不过不会说，说不出乙有时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说一番。我同情这样的人，因为自己就饱有跪在母亲面前，目瞪口呆的经验。把话说回转去，我既无法分辩，就只有耸起脑袋，脊梁和屁股挨打。母亲也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她从来不含糊地打一顿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钱该打，不算；撒谎该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认是我偷了，并且说是买什么东西吃了，头穿底落，这才罢休。不用说，这都是完全的谎话。
记得很清楚，从那次起，我知道了两件事：一、钱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谎的。

不过她们底走，也不像剧本上那样自由自在，从容慷慨。昏黑的天空底下，瞒住家庭，瞒住朋友，孤零零地提着简单的行李去赶车搭船，向生疏的遥远的外乡走去；不知有多少机伞可以被发见，阻止，弄回去受那禁，闭、鞭笞、讥笑等等羞辱。走以前也许迟疑过，犹豫过；走以后也许后悔过；正走的时候，不用说，害怕，惊慌，提心吊胆，心情更是复杂。只要看看《白薇自传跟白薇在《我与文学》上的表白，我们不难想象一个私逃的人底情景。至于她们之所以采用私逃的手段，无非说明那时候旧势力底强固，她们自己底力量薄弱，周围又没有能够实际帮助她们的什么；要跟家庭或配偶正面冲突起来，得到的不会是胜利，反是更大的迫害。无法之中的办法，只有这种消极的抵抗。谁知这消极的抵抗，倒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她们底行为竟从婚姻问题恋爱问题家庭问题扩大开来，掀起法律道德经济职业等等问题的浪潮，完成了那一时代的任务呢?
这是脚踏实地毫不夸张的“娜拉”。不必是什么英雄，自然完成了英雄的任务，不必有什么理想，自然合乎历史进展的法则。我们现在看来，她们底面貌像我们底姐姐妹妹一样熟悉；她们底性格，心情，思想像我们底密友一样容易了解；她们一点也不是戏剧上的人物，倒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然而“娜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地主绅士底小姐底生活，已不像从前“娜拉”们所身受过的那样苦痛。不但住在大学底“东宫”或摩登的家庭，畅谈着婚姻恋爱等问题的已大有人在，法律并且为她们增订或修改了不少的条文，都是从前“娜拉”们所未梦见的。从前的“娜拉”如果有现在这种优越的生活又没有新的觉醒的话，也许会只穿穿最摩登的绒衣，看看张资平张恨水底小说来消磨这有用的青春的吧。所以，与其说我们底“娜拉”都回到家庭去了或现在的女学生没有出息不能做“娜拉”，不如说现在地主绅士底小姐们底生活中已经不能产生“娜拉”，纵有“娜拉”，已不能引起大的注意，不算这一时代的代表的女性了。
新时代的女性，会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态而出现。首先，就不一定是或简直不是地主绅士底小姐；所感到的痛苦又不仅是自己个人底生活；采用的战略，也不会是消极抵抗，更不会单人独骑就跑上战线。作为群集中的一员，迈着英勇的脚步，为宛转在现实生活底高压之下的全体的女性跟男性而战斗的，是我们现在的女英雄，这些女英雄，也许现在还是些无名的人物，也还没有到写新的《白薇自传》的时候；为了表现这种英雄，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易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