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派图绘——现代政治译丛

为什么在挪威社会民主党显示出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恢复力的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领导权和前进的方向？丹麦反对“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背景是什么？在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前景怎样？英国工党应当接受选举改革吗？什么力量把法国社会党从胜利驱赶到灾难之中？意大利左派为什么没有能填补基督教民主党垮台之后形成的政治真空？《西方左派图绘》一书为西欧主要国家的左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各种政治磨难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图绘资料，它为国内研究者准确理解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左派的现状与未来，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指南。

书摘
受劳工运动的政策的促进，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增长和福特式的大生产原则向其他工业部门的扩展，成为战后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源泉，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它反过来又使实际工资的提高和福利设施的增加成为可能。福特制还产生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就像它在商业圈中创造了一个占据关键性中间地位的新的企业门类一样，它在劳工运动中也生产出了一个占据类似地位的新的半熟练工人阶层。在劳动阶级被细分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之后，新的生产体系的整合特征强化了议会代表讨价还价的力量，并通过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方便了工人利益的集中。对于工资交易的集中化而言，这样的福特制既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英国有了上述第一点却没有第二点，丹麦则有第二点却没有第一点。但在瑞典，出口依赖性、工业的联合主义、普选权斗争等民族性遗产和国际性的福特制模式发生了互动，有力地促进了总工会有特色的“阶级联合主义”的出现。
正是这种构成情境在70年代开始解体。三个主要变革改变了瑞典的经济图景。第一是工业日益增长的出口定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的贸易依赖性就稳步增长。表格1．1显示了这一趋势。进口扩大之后，老内贸企业也就衰落了，工程部门开始向国外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的福特式生产商已经开始超越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进军了，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因为一个公司出口越多，它从国内需求刺激中获得的东西就越少。它也改变了战后财政结算的逻辑。为了限制公司利润和工资浮动，瑞恩一梅德勒模式制定了国内消费税，而不是对企业利润进行直接征收。可一旦国外销售的重要性突破了一定的界限，那么，如果要控制企业就必须向企业利润直接征税，这导致该模式与企业利益发生尖锐冲突。
第二点改变更加重要。瑞恩一梅德勒模式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由工资一致管制所生成的“超额利润”，将在这些具有高于平均生产力水平的企业或部门中转化为更多的生产和
雇佣。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兴旺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工程企业）开始回应由其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带来的国际市场压力。瑞典企业的海外机构的雇佣与它们的国内雇佣的比率从1960年的12%上升为1978年的26%，1987年的37%。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多国化发展加速进程在表格1．2中被描述出来了。它表明：之所以第三条道路即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复苏政策未能导致生产力增长，是因为它所创造的大量超额利润都流失到国外去了。
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