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畅想录
|
读过这本书吗？
最近在读
读过
想读
还不熟悉
|
图书城书列：
加入到博客或社交网站：
|
|
我来评论这本书：
内容提要：
希腊人反历史、印度人非历史、中国人重历史，三种文明造就三种历史观。三种历史观灌溉出三类文明之花，揭开本书——将见花影摇曳智慧喷薄……
本书作者以特有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反观历史，大胆提问，对20世纪诸如传统与现代如何接楔，现代化如何实现，科学和民主为何总是遥遥无期，中国的文化出路究竟何在等中国的“国问”给出了个性化的智慧解答。 喜欢读"这本书"的人也喜欢：
作者简介：
启良教授（论著署名启良）男，1955年10月生，湖南衡阳人。1981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本科，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翌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省级重点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刘启良兼学兼中西，主要从事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曾对中西两种学术与思想之传统作过梳理和考察，今年侧重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尤以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种思潮之关系为重点研究对象。刘启良教授虽作过微观研究，写过多部和数十篇纯学术的著作和论文，但其学术之特色在于思想性，肯在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学理上的解答，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影响，《光明日报》、《开放时代》等多家报刊都曾对其作过学术专访。刘启良教授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项目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1991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1993年）、“中国历史上德治思想研究”（2002）、教育部“八五”规划项目“马克思与古代社会研究”（1993年）、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思想史”（2001年）、湖南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西方文化概论”（1998年） 。刘启良教授勤于笔耕，论著已愈六百万言。主要著作有：《神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东方文明畅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花城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文明史》上下册，花城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启良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龙种与跳蚤－启良思想随笔》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刘启良教授还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开放时代》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多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哲学年鉴》、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或摘要。
编辑推荐：
希腊人反动历史，印度人非历史，中国人重历史，三种文明造就三种历史观，三种历史观灌溉出三类文明之花，揭开本书——将见花影摇曳智慧喷薄……
目录：
一个东方人的思考（代序）
第一章 东方文明的诸种命运 一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 二 古代埃及文明 三 古代印度文明 四 古代中国文明 第二章 家园·村庄·城市·国家 一 东方人“家”的观念与“家”的文化意义 二 作为东方社会基本单位的村社 三 东方城市与东方社会经济特征 四 东方国家的起源及其专制主义性质 第三章 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立 一 神庙与祖庙 二 视权与王权 三 王权神授论与中国的龙崇拜 第四章 东方和谐论 一 儒家的和谐 二 道家的和谐 三 佛教的和谐 第五章 历史与反历史 一 反历史的希腊人 二 非历史的印度人 三 重历史的中国人 四 历史与时间 第六章 东方文明与东方现代化 一 现代化即世界化 二 儒家风度，还是武士精神 三 亚洲四小龙崛起之谜的文化解答 书摘：
书摘
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军队又一次吃了大败仗。《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耻辱一点也不比《南京条约》少。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战争的敌方不是高鼻子、蓝眼睛和身材高大的西方人，而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 日本岛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很多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当中国第一次遭受英国人大炮轰击的时候，日本甚至比中国还落后许多。然而，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日本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从中国的学生发展到中国的对手，最后竟成为中日甲午海战的战胜国，迫使千余年来的先生受尽侮辱，割地赔款。 甲午海战的结局，无疑宣告洋务救国之梦的破灭。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绝对不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方面动些手术。同时也认识到，不仅要开眼看西方，而且要开眼看日本。日本的凸起，不正是因为二十几年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吗？因而，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学的问题，而是要变。不变而学，只能学其皮毛；变而再学，才可学其根本。 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就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集中代表。他们认为，要真正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樊篱，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由此，他们主张中西揉合，新旧并举。具体说就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这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的文化模式。在政治上，康、梁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从这两点带根本性质的主张可以看出，康、梁的中西揉合，实际上是有所偏重的，即偏重于用西方的文明改造中国的文明。其所以打出折中的旗号，一是为了防范守旧派的攻击，二是照顾国人的民族情感。如果从旗号上把西方文明放在中国文明之上，无疑对迷恋于“天朝上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伤害，也是这些人断断不能答应的、所以康、梁为行新法，不得不请出孔夫子这位圣贤，托古改制。 中国的康、梁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一性质的政治事件。但是，两个变法，两种结果。明治维新把一个弱小的日本推上世界级的富强国家之列，而康、梁变法却归于失败，留下的是“戊戌六君子”的斑斑血迹和现代中国人为之的深长叹息。从历史学的原理看，康、梁变法的失败，很难说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如何往往取决于当时多方面的历史条件。但是，历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