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下册）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周谷城先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对中国历史有着精确的理解和阐释，本书是周谷城先生的一部通史著作，以朝代为序，记史为主，条理清晰、立论中肯，让读者对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三篇 中世后期
第一章 宋帝国的建立
第一节 由唐的分崩到宋的统一
第二节 北宋帝国的巩固政策
第三节 统一帝国下的地主阶级
第二章 宋与辽夏金间的斗争
第一节 辽之进逼
第二节 夏之进逼
第三节 宋之变法图强
第四节 因变法引出党争
第五节 金对宋的压迫
第六节 宋之南渡与金宋间的傀儡
第三章 种族战争中的人民生活
第一节 土地私有制下贫富悬殊
第二节 种族战争中人民生活的恶化
第三节 人民因不堪苦累起而暴动
第四章 宋对金的妥协策
第一节 进行妥协之先
第二节 宋与金的和议
第三节 义理派与时势派的斗争
第五章 蒙古势力的大发展
第一节 十二世纪亚洲发展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统一各部
第三节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的远征
第四节 忽必烈的灭宋兴元策
第六章 由蒙古统治的瓦解到大明帝国的树立
第一节 蒙古统治的乘误
第二节 反抗运动的爆发
第三节 大明帝国的统治
第四节 大明帝国与海外诸国的经济关系
第七章 再由社会冲突转入种族战争
第一节 农村生活的崩溃
第二节 统治势力的腐化
第三节 人民暴动的四起
第四节 满族的入关
第八章 满洲族之树立大清帝国
第一节 消来大明宗室的最后挣扎
第二节 削平吴三桂等的反抗运动
第三节 统一郑成功的台湾据地
第四节 大清帝国的扩大与巩固策
第九章 巩固统治的理学
第十章 各种反抗运动
第四篇 近代史
第一章 由英国的对外侵略到中英鸦片战争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反抗运动
第三章 各国继续以武力逼订不平等的条约
第四章 在不平等条约下中国的殖民地化
第五章 中国的图强御侮——经济方面的图强御侮
第六章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
第七章 教育学术及思想的变革
第八章 封建势力的挣扎
第九章 帝国主义的深入
结论

书摘
统一的帝国，既已树立；则随着发生的问题，使得维持长久的统一。解决这问题，有许多方法。而集中兵权，最为重要。这又可分成几项：（一）罢功臣典禁兵。宋之兵，大体可分四类：一曰禁兵，二曰厢兵，三曰乡兵，四曰藩兵。藩兵乃“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通考·兵考》八)非各处皆设，其组织大体与乡兵同。乡兵，甚类近世的地方武装力量，虽有好些地方设了，但也不是各处都有的。且名称极不一律，如“天禧间(真宗时)……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强人，寨户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兵。川、陕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孥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西有壮丁。”(《宋史·兵志》四)这样的兵，显见得不是国家的重要保障。所以藩兵乡兵两者，在宋的兵制上，不占重要地位。厢兵为诸州的镇兵。一军之额，有分隶于数州的；一州之管，有兼屯数军的。这样的兵，似乎是国家的重要保障。“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宋史·兵史》三)总括看来，只有禁兵最为重要，且最精锐。《宋史·兵志》一称：“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这样重要的兵，宋初握在太祖的好友兼有功之臣石守信、王审琦一般人之手。皇帝的好友而兼有武功，再把天下最重要的兵权拿在手里，那是何等的危险！太祖明白了这点，所以信了赵普之谋，把典禁兵之权，从石等手中拿回了。
兵权拿回，究竟由天子直接管理?抑另有人管理?据说是交给那比较容易驾驭之人管理。邵伯温云：‘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许之，尽以散官就第。……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而诸功臣，亦以善终。”(《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一)
(二)中央则萃集精兵，边城则更番戍守。不让地位高武功大的人典禁兵，只是集中兵权的诸要件之一。倘精兵布满天下，则就地称乱，又将如何呢?解决这一问题，乃有萃天下精兵于京师之举。“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宋史·兵志》一)其选拔之法，亦颇严，且系自下而上，渐次选到京师的。故曰：
建隆初，令诸州召募军士，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便坐，而分隶诸军焉。其自厢军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军，上军而升班直者，皆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募。余皆自下选补。(《宋史·兵志》八)不过精锐尽萃于京师，京师究竟怎样容得下他们呢?拿什么给他们吃呢?此第一问题也。其次精锐尽在京师，边城戍守，又归什么人负责呢?此第二问题也。倘复以精兵分守边城，则精兵在边，不又有据地称乱的危险吗?此第三问题也。关于这些，宋统治者，有极好的解决法。恐京师不能容，则有出外就粮之法，恐边城无所守，则仍遣禁兵戍守，恐守边者称乱，则立更戍之法。
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情。(《宋史·兵志》二)
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于外者曰就粮。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成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是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 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姿睢，无所厝于其间。(《通考·兵考》四)
诚如这样，兵权的确是集中了。所谓藩镇，当渐就衰灭。兹为醒目起见，特另立一项述之。

一个统一帝国树立之初，对于被征服者常有一种处置之法。如本能完全消灭，使归于乌有；则设法钳制理，对优遇之，使不发生复仇的举动。北宋当局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降服的
的各国，以及周后，都能予以优待，这于巩固统治，是有大帮助的。《廿二史杞记》有一段优待各降王之言曰：
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初不然。周保权被擒，授千牛卫上将军，葺京城旧邸院居之。高继冲纳土，但令王仁瞻知军府事，而仍令继冲镇其地。……刘钱战败被擒，仍封恩赦侯，赐第居京师，进封彭城郡公。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居京师，后封陇西郡公。……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陈洪进纳土后，封杞国公，赐第居京师……。钱傲纳土后， 封淮海国王，赐礼贤宅，居京师，后出为武胜军节度使，改封南阳国王。……刘继元降，封彭城郡公，赐京城甲第一区，授保康军节度使。……统计诸降王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不知恃许力以为强者，其弱更甚也哉？(赵翼《廿二史杞记·宋初降五子弟布满中外》)
又述优待周后的一段话曰：
宋太祖为军士拥戴，既登极，迁周恭帝及符皇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日郑王，太后日周太后，作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周宗正郭圯以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陵(太祖)、庆陵(世宗)。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二年)，郑王出居房州，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郑王始殂，距禅位巳十四年矣。宋祖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日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日顺陵。仁宗嘉枯四年(公元一0五九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二年(公元一0五五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公元一0七一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同上{宋待周后之厚))

冗员，即是拿俸钱而不作事的多余之官。官怎么会变成多余的呢？上面所述各种优待，便是根本原因。有了各种优待，大家便乘机往政府里挤，如是人浮于事，官乃不得不成为多余的。彼时当局负重要责任的人，大概都很想拉拢地主阶级，作自己的群众，以壮声势；或以官职牢笼他们，使不与自己为难。例如蔡京，便轻用官职以牢笼人。洪迈云：“蔡京三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洪迈《容斋四笔·蔡京轻用官职》)又云：“宰相欲收士誉，使恩归己，故只以除用为意，而不任职，及显有过举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徒。”(同上《宰相任怨》)未入政府的，拚命拉入，已入政府的，不忍黜徒。积时既久，官吏自然会成为冗员。
其次，官吏的升迁既滥，官吏的数敝多，则其中自然有居其官而不知自己职责之所在的3也必有一塌糊涂，不配作事的。关于前者，《宋史》有一段曰：
唐承隋制，……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殊不知各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宋承唐制，抑又甚焉。……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 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职官》一)“居其官，不知其职”云云，在一方面看，为官职混沌，各人连自己的职责都不知道；在另一方面看，却是冗员太多，作官的根本就没有固定的职责。冗员之多，在历史上，恐怕以宋为最。往往比正官可以多至一倍以上。例如有一百个作事的正官，同时便有一百以上不作事的闲官。官场情形，混沌至此。赵翼之言曰：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公元一00一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祁琉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冗官之上，又加冗费。”徽宗时，卢策琉言：“皇佑所入，三于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百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此军官之冗费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
宋之冗官，大概无分北宋、南宋，都是很多的。南宋时，因国愈贫弱，当局对地主阶级愈加敷衍；冗官之数，或较北宋时更多。洪迈之言曰：
庆元二年(公元一一九六年)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公元一一九一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二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 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 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盖连有覃霈，庆典屡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远为间断，特奏名三举，皆值异恩，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病在膏盲，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洪迈《容斋匹笔·今日冗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