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解谜

    举世瞩目的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显学，世所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学文化奇观。
龟虽寿千岁，永不朽在文字，殷墟甲骨是上一世纪学术领域的四大发现之一，为了揭开甲骨文之谜，一代代的学者薪烬火传，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回首百年，三千年前埋入地下的甲骨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这些“鼓睛暴眼”的甲骨文何以能破译，甲骨刻辞中隐含的历史奥秘又是如何揭开的，从这本小书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原始社会史、夏商史、甲骨文等研究。1940年生于辽宁沈阳，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要承担了《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和释文，参加了《中国军事通史》、《国学大师丛书》相关部分的撰写，发表有关甲骨文商史的论文二十余篇。

前言
惊世之发现
1.第一位鉴赏收藏者
2.第一部甲骨著录书
3.第一本甲骨文考释专著
4.揭开甲骨出土地之谜
探访发现之地
1.洹上访古
2.殷墟发掘
3.开启大库
骨甲文字的破译
1.古代的“小学”
2.甲骨学的出现
3.甲骨文的考释
4.甲骨文的内涵的发掘
汉字发展长河中的甲骨文
1.甲骨文与“六书”
2.甲骨文中的远古信息
3.汉字探源
甲骨文商史解谜(上)
1.高祖夒与对先世来源的猜想
2.王亥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3.上甲与“河念有易”的故事
4.上甲六世与“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记载
甲骨文商史解谜（下）
1.大乙的“成汤革夏”
2.武丁与“高宗伐鬼方”
3.妇好与“牝鸡司晨”
4.“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余说

书摘
甲骨开始被发现和收藏时，正值我们国家处在一个多事之秋，数年间，仅有少数收藏家得见其物，甲骨文引起学界的注意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始于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书的面世。
王懿荣死后，家道中落，1902年为偿还旧债，长子王汉甫开始陆续出售家藏文物。经反复商谈，6月刘铁云以2000元购得王懿荣旧藏汉印，古钱及瓦当。秋，以福公司股票与王汉甫换宋拓圣教序、九成宫等碑帖六种。10月又购得王懿荣所藏甲骨1000余片。此后，刘铁云还通过其它途径继续收集甲骨，除从藏家手中收购外，还托骨董商奔走山东、河南等地，一年间又收得甲骨3000余片，总计所藏超过了5000片。1903年，他从中选出1058片编为《铁云藏龟》，于是年10月出版。
刘铁云(1857—1909)，名鹗，丹徒人，生于江苏淮安，著名的《老残游记》作者。其先世为北宋末年抗金名将刘光世，宋亡以后，家训不许做官应试，所以至清中叶以前，一直是耕读人家。祖父在一位姻亲帮助下读书连捷，成为进士，在河南服官数十年，几乎都在黄河下游灾涝之地，为了防涝，常常动手进行河工水利绘算。祖母出身世家，博闻强记，精音律、通医学。刘铁云的家庭教师则是一位怀才不遇之士。刘铁云性格豪放不羁，1888年32岁投效河工，曾以同知衔在河南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1895年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此后致力倡办洋务，想借办实业富国养民。由于清廷腐败，外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干涉，内有顽固派投机分子阻挠，办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多数遭到失败，少数功败垂成。而在这过程中，刘铁云与当时主张洋务、号为清流的官吏端方等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办福公司等，还结交一些外国——如意大利、英国、日本朋友，他自己在北方办报，即《天津日日新闻》，与南方的《上海时报》、《南方日报》也有密切关系，是一位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因而遭到投靠顽固派的袁世凯嫉恨，1908年罗织汉奸罪名，6月刘铁云被流放新疆，次年7月中风卒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戌所，归葬淮安。
刘铁云藏甲骨一说始于1901年，主要根据是在《殷虚书契前编·序》中，罗振王写道：“光绪二十有五年，岁在己亥，实为洹阳出龟之年”，“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但是这一年二人相会的时间不多，1901年(辛丑)罗振玉在湖北办《教育世界》，移译东西方教育规制学说，刘铁云曾投资500元，二人往来书信常涉及有关事宜。罗氏暑假曾返沪，年底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而刘铁云自1900年7月已入都办赈，1902年2月家属也移居北京。八国联军进京以后，到处奸淫掳掠，更兼粮源断绝，致使死人无数，因设平粜、掩埋等局掩埋死者、赈济京津两地居民山，四五月赈米不继，而占据太仓的俄军为腾仓房他用，拟将太仓米全部焚毁(俄人不习惯食大米)，刘铁云经商人张某介绍，拿出全部存款3万余两，换得全部太仓米，继续平粜。与此同时，还与人共同筹办河南福公司煤矿、泽浦铁路、西山煤矿等。救济会结束，即在北京主持福公司，专力活动筑路和开矿。所以，尽管刘铁云在1901年开始收集甲骨拓本，并展示于友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从《前编·序》的上下文看，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越岁“辛丑”是笔误，因为《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写道：“文敏殉国难，所藏悉归丹徒刘氏，又翌年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也就是说罗氏见拓本是在甲骨归刘氏以后的第二年。然而无论如何，刘铁云大量收藏甲骨都是在1902年。
甲骨文原是作为收藏家鉴赏之物引起注意的，刘铁云也有很多文物收藏，为何如此之快地将甲骨文资料公诸于众呢?这一方面反映王懿荣尚未有机会对甲骨“细加考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收藏家和金石学家的区别。

文献记载，周代贵族弟子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在小学“学小艺”、“履小节”，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天子出征以前，不仅要告祭祖先，还要在大学占卜决疑、定谋略，凯旋后则要在大学举行献俘典礼，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反，释奠于学，以馘告”，这与在大学习礼有关。此外，在大学还要学干戈、弦乐、诵读、射驭等。殷墟甲骨文中也有“大学”，小屯南地出土的一片康丁时的甲骨上，反复贞问是否要举行“寻”祭，问“于大学寻”，还是“于祖丁旦寻”，寻祭常以战俘为牺牲，可知文献记载在大学献俘的礼俗商代已经有了。商代有大学，必定也有小学，商周小学的课程还不清楚，据《汉书·艺文志》古代8岁入小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义、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所以汉代出现的一门新学科——文字学，后来就称之为“小学”。
秦灭亡后，汉代废除了秦的禁书之令，提倡经学，大力搜集民间藏书，这些躲过焚书劫难的古籍有的是用战国古文写的，所以汉代的经学分成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派系。随着古籍研究解读的需要，“小学”逐渐形成，而经学中不同派系的学术争论，则推动了小学的发展。
汉代的小学书包括三类著作：一是童蒙识字的教学用书《三仓》、《急就篇》等，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用李斯建议，统一文字，以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做小篆书体的样板。汉初合此三篇一章，统称《仓颉篇》，改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来写，后来加上杨雄《训纂篇》、贾鲂《谤喜篇》，合称《三仓》，其书宋代亡佚，片段见于古籍中的援引及近些年出土的汉简。《急就篇》流传下来了，是西汉元帝黄门令史游作，为三言、四言、七言的韵文，罗列各种名物，如姓氏、饮食、衣服、虫鱼、植物、动物、官职、地理等等。
二是解释字义的书，如《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尔雅》是秦汉之际学者们采集前人的训诂注释增益而成，从释诂、释言到释虫鱼鸟兽等19篇、2091条。《小
尔雅》为增补前者而作，训释条目374条。《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语汇，汇集不同方域的语词，条分缕析进行仁哟。《释名》的释字和《尔雅》一样，也是根据事物类别编排，不同的是采用音训方法释字，记录一些字读音与词义的联系。
这两类字书对阅读理解出土文献及释字都有重要意义，而奠定文字学基础的是第三类字书——《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它首创了分析文字结构的方法和理论。《说文》的作者许慎，东汉时人，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全书用小篆为字头，按偏旁分立540部，收篆文9353字，又收籀文和古文异体字的重文1163字。篆文下依次解释字义、分析字形结构、注明读音或再附古文异体字的字形，形音义并重。该书用传统的“六书”说解释隶书以前小篆系统文字的形体结构，逐字分析古汉字形体特征及形音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但没有说明具体内容，汉代文献中关于“六书”的名称、次序还有不同，许慎在用“六书说”分析汉字的过程中，完善和确立了关于汉字构造的这一系统理论，奠定了独具特色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基础。
《说文》是传统小学的经典著作，它的体例严整，在字形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归纳出540个相对独立的部首，使庞杂纷繁的汉字得以条理化，如他自己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不仅如此，由于《说文》以篆为主，同时大力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籀文、古文，保存和整理了一批古文字；又由于它分析字形兼及音义，所以同时也保存下一批上古汉语语音、语汇、古义、本义，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古文字、古文献必备的工具书。
汉字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字，从远古先民用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到发明最早的原始文字，从象形字孳乳出会意字、形声字……逐渐形成成熟的商周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直到更晚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字形和书体虽然不断发展变化，基本体系却一直延续着。正因为如此，出于利用古代典籍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需要，汉代以后，小学获得不断的发展。
从三国魏晋至隋唐，编撰的字书更多了，据《隋书·经籍志》的不完全统计，与小学有关的书籍，存108部447卷，通计亡书135部569卷，其中秦汉著作仅10部，绝大部分是三国以后的。这时有专集传抄古文，如朱育《异字》、《集古字》，张揖《难字》、林罕《集字》、裴光远《集缀》等，竭力保存传世的古文字，这些书后来虽然失传了，但为郭忠恕编纂《汉简》奠定基础。张揖还著有《古今字论》、《广雅》，是继承《尔雅》系统训释字义的辞书，后来隋代曹宪又著《博雅音》，为《广雅》做音释。
《说文》类字书主要有西晋吕忱的《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等。《字林》承《说文》而作，亦540部，但拓宽了收字范围，还增加了异体字，共收12824字，超出《说文》1／3以上，内容有所订补，尤其是字头采用篆隶参照，更便于使用，在唐代受到与《说文》同等的重视，而于宋元之际亡佚。同样亡佚的还有北魏阳承庆《字统》和江式《古今文字》遗稿，从《北史·江式传》可知《古今文字》是一部荟萃古籀篆隶诸体的大作。流传下来的《玉篇》作于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30卷，收文16917字，超出《说文》近4／5。它采用了当时通用的楷体，但仍保存了不少古文、异体字；调整了《说文》部首次第、释字先音后义，再引书证，开创了新的字书编纂体例，是一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对此，唐宋两代曾相继增补、重修，今本《玉篇》收字22000多字，已非顾野王原作。光绪初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发现了藏于日本的《玉篇》残卷，整理汇集收入《古逸丛书》，1915—1917年罗振玉重访流散日本的初唐古写本《玉篇》残卷，用珂罗版精印，后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继续搜寻藏于日本的残卷，至1935年全部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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