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张文义造像记等两种

北朝造像记书法是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综合体现。书法这一艺术载体在大规模的祈福长生的宗教狂热心理趋势下，它的工具性意义更加突显，与南朝士子书法追求的精神性意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说。北朝的统治者对墓志、造像记等书法表现形态从未提出过更高的艺术要求，只是在逐渐的汉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表述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在成千上万的北朝碑刻书法中，还是会让后人感觉到有一些共同点存在呢？我认为刻工的作用不空忽视。通常一件刻碑作品要经历写手书丹及刻工镌刻的二次过程，而真正体现并完成其价值的，往往是其第二度创作。然而在北朝书法中，一此写手写得很精致的作品到了庸劣的刻工手里，其艺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另外一点就是北朝的很大一部分碑刻作品则省略了书丹的一环而直接而刻工刻出，所以刻工在长期重复的劳动中，互相影响并形成了一种逻辑惯性。加之刀与笔之间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刀的切入点通常呈方形，只要是单刀而不用复刀，那么点画方折逋峭的风格也就势在必然；其次北朝正处于隶楷交错及异体字大量产生的时代，字形方正趋扁，笔画时常流露出隶意，加之刻工知识水平有限，大量生造的异体字、别体字或错别字出现在碑刻作品中，这些当时的错误在我们今天看来都具有特定的符号意义；最后一点是大量的写手不少是抄经手，这样风格的雷同与重复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后代专门的研究者如要进行风格分类的话，就必须从年代、时间及表现形式、方笔圆笔、异体字的多少来进行判定。
第二种《北朝张安世造像记》与前者相比则相去甚远，惟存刀意而无笔意。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胡俗尚武而性粗豪，帮能容忍，甚至欣赏刀斧之迹，任由刻厉矜夸的『刻风』去改造、掩饰书写原貌，以此酿成流俗。应该说，此造像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刻工原始创造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