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九十年

    《新史学九十年》以名家的史学思想研究为基础，主旨在：以历史门径叙各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以比较手段显各家意旨的异同、深浅；以世界性标准评论各类义例的得失、长短；以客观态度考察新史学的大同，并预测其未来定势。核心关注则在：透过各类派所持理论、所用方法与所采原料的比勘对照，以明辨其所立轨范的大小精粗，使后来者领会学术进化之曲折艰难，并得以通其同，会其异，取其精，用其宏，择其最具普遍意义者加以继承与发扬。

    许冠三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移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全心投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讨，揭示“多元史络分析法”的治史新途径，在史学界独树一帜。长达四十四万言的《新史学九十年》，则是其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详析“新史学”名家的成败得失，运思深微，立论公允，为近年同类论著所少见。

    许冠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究尤为深入，揭示“多元史络分析方法”的治史新途径，在海外史学界独树一帜。主要著作有：《史学与史学方法》、《王船山的历史学说》、《王船山的致和论》、《刘知几的实录史学》、《新史学九十年》。

自序
卷一 史学新义
第一章 梁启超：存真史 现活态 为生人
第二章 张荫麟：既得科学亦是艺术
卷二 考证学派
第三章 王国维：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
第四章 陈垣：土法为本洋法为鉴
卷三 方法学派
第五章 胡适：注重事实服从证据
第六章 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
卷四 史料学派
第七章 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
第八章 陈寅属：喜聚异同宁繁毋简
卷五 史观学派（上）
第九章 李大钊：经济构造决定精神构造
第十章 朱谦之：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
第十一章 常乃*：生物法则支配一切
第十二章 雷海宗：中国文化即将进入新生命周
卷六 史观学派（下）
第十三章 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
第十四章 翦伯赞：研究历史须从实际出发
第十五章 范文澜：不能削中国之足适西欧之履
卷七 史建学派
第十六章 先行诸贤：方法、材料、理论相须相成
第十七章 殷海光：走科际整合的路
第十八章 许冠三：由多元史络分析着手
附录
正在寻找自我的本土史学

书摘
照他的分析，像其他的重大史事一样，义和团兴起之因有“在心”的，亦有“在境”的。就在心的一面看，起因有二：一是“排外心理”；一是“迷信心理”。就在境的一面看，起因亦有二：一为“外力之压迫”，“天主教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二为“政纲之废弛”，“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故治史者断不可但求其因，而不见其缘。所渭“缘”，又有“亲缘”(直接缘)与“间缘”(间接缘)之分。以义和团的崛起论，其亲缘有二：一为“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二为“宫廷阴谋之反拨”。“然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就革新运动的勃兴言，主要外缘在1897—1898间的“瓜分”危局，其内缘在光绪初亲政，亟欲有所作为。光绪既冒然连下维新之诏，遂激起宫廷保守派的反动与政变阴谋。就“宫廷阴谋”言，发生的间缘亦相当复杂。其一，光绪以支庶人继帝统，母子之间难免互有猜忌。其二，慈禧临朝已二十年，势难轻易交出大权。其三，光绪少不更事而又急切行事。加以新旧思想不合，二人间的猜忌与磨擦自然与时俱增。“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然亲缘之中，又有主缘与助缘。就义和团的排外仇外说，在戊戌政变这个主缘以外，尚有若干助缘亦不容忽视。例如，康、梁因外人之助而亡命他国，清廷遂误认维新派私通外国。又政变后谋废德宗，终因外国使节的干预失败，保守派对洋人的积恨由是益深。还有，惠州、兖州、诉州、易州等地连年发生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势同水火。
正如因有远近，缘有亲疏，果亦有直接与间接之别。当下的称报，或称业报；后现的名果。义和团之乱的业报，按任公的分析，值得注意的至少有六项，其中帝俄占领东北，东南各省督抚联约自保，以及辛丑和约与慈禧的表面新政等，又各有严重的长远后果。以有历史意义的后果言，在对外关系上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俄军迟迟不撤，卒引起日俄大战，致朝鲜全亡于日本，而南满亦沦为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第二，英日同盟的成立，致日本国力得于第一次欧战期中跃升；继取德人在山东权益之后，又大肆扩张其在华势力。第三，海关税之类的中央财源既供偿债之用，外国银行遂得干预中国库政，遂开洋人财团操纵中国金融的先路。对内而言，最深远的影响有二：一是国人对外态度的剧变，由疾洋排外一变而为崇洋媚外，民族的自尊自重由是逐渐丧失；二是社会优秀分子的觉醒，弃守旧而趋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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