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食主义 - 图书城.COM

我叫沈宏菲，男，媒体工作者。沈宏非是沈宏菲的笔名。“宏”字是湘西沈家的辈分，“菲”是我爷爷的创意。这个词语带双关：第一，志记六十年代初期的食物贫瘠；第二，憧憬着食品供应定有繁荣的一天。有一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意思。
当然，上海是一个很少挨过真饿的城市。即使是六十年代初期，对我来说饭总是吃得饱的，也不缺基本的营养，惟饥馑的空气，最适宜在人的生理机制里培育出垂涎欲滴的活跃因子，养成一种很容易进入馋的状态的习惯，进而逐步发展成性格的一部分。许多年以后，我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凡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好男好女，胃口总是比其他年份的人要好。
三十多年之后，食品供应不仅富足，而且堪称鼎盛，甚至也发生了“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这一类当年我们打死都不肯相信的事件，甚至更发生了吃饱之后还能写一写吃后感这样的事件。在“新生活”写吃，系时任《南方周末》副刊编辑的蔡菁小姐之邀。子曰“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因此，盛情之下，遂尽力而为，援翰而写吃。我不是美食家，也不善烹饪，惟一的一点自信，就是我一向馋得紧要——饥饿年代馈赠的天赋异禀。一位诗人写道：“我是一个怕死的人，我是一个死了以后依然怕死的人。”我大概有资格这样说：“我是一个很馋的人，我是一个吃饱了以后依然很馋的人”。另外，我吃得繁杂，爱吃的东西太多，中西韩日东南亚，没有我不喜欢的。当然，我只爱也只能吃在任何文化中都算是正常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无意且无力于关心读者的吃饭导向，只想用单词和句子对食物滋味和饮食行为进行煽情及解构。如果饮食是一幕幕人间大戏，那么“写食主义”的角色，充其量也就是布莱希特戏剧里的幕间说书人。
吃喝实在是一件很没有原则的事。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都是极其私人的，情绪化的。所谓“食无定味，适口者珍”。“写食主义”基本上是个人感受，与读者诸君的私人体验之间如有不符，当系自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祈望大家海涵。
曾有热心读者致函，对见诸于“写食主义”的我之种种吃喝行状，质疑于是否有公款吃喝之嫌。在此，我愿意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作出说明：“写食主义”绝无一字一句来之于公款。更何况，把个人感受公诸同好，不仅与公款私吃无涉，简直就是私款公吃。若有半句假话，罚我被绑在椅子上，三天三夜里，面对这一桌桌未经简化的满汉全席，活活饿死。

书摘
臭美
夏丐尊先生尝言，在上海街头的各种叫卖声中，卖臭豆腐的声音使他感触良多，因为那“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的”，往往以香为号召，实际却是臭的。卖臭豆腐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世，不盗名。这呼声，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排除了愤世嫉俗的成分，臭豆腐到底是臭是香，是一个吃出来的悖论。豆腐既臭，犹如白马非马，豆腐的普遍性既丧，因此它肯定、也必须以臭来作为其惟一的存在理据。街上摆摊卖臭豆腐的，也常以“不臭不要钱”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论证至此，本应告一段落，可以不再争论，可是，逐臭之夫们偏要横生枝节，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臭乃是对于臭豆腐的片面认识，臭是嗅觉，虚的；而吃到嘴里却是香的，是味觉，实的。
香臭本无一定，作为食物，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好不好吃。臭豆腐的好吃，不只在臭，亦不仅在香，而在于香、臭造成的高度对比，以及这种对比带来的强烈刺激。臭豆腐的反对者说，吃饭时佐以此物，就像“摆了个厕所上饭桌”，这种情境，与“绣房里钻出大马猴”之间，无疑具有共同的美学特征。油炸臭豆腐作为“南臭”的代表，从加工到进食，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无不充满了这种对比：首先，摊子上未炸之臭豆腐，一块块看上去颜色暗淡，兼有绿色霉斑，情调十分颓废；一人油锅，但见它翻滚浮沉，几起几落之后，竞通体金黄，腐朽之态尽扫，猛地振作了起来。这也是臭豆腐一生中的辉煌时刻，冲天之臭气，一阵阵灌满鼻孔，直捣肺腑，趁热而食，却浓香满口，齿颊留芳；质感上，老皱之外皮被牙齿撕裂之后，舌头触到的，竟是超乎想像的绵密嫩滑……Surprise！鼓掌吧。
北臭的掌门，“王致和”当仁不让。比较起来，南臭热烈豪迈，排山倒海，臭而烘烘；北臭则阴柔低荡，销魂蚀骨，臭也绵绵，与南北的文化个性恰恰相反，又是对比。此外，我认为王家臭豆腐乳在味道和形态上最为接近乳酪，尤其是英国的stilton及法国的Valencay。若把用来涂沾油炸臭豆腐的辣椒酱、甜面酱之类，换成“王致和”臭豆腐乳酱，实行南北的臭臭联合，臭味相投，西臭注定要被我赶超。汪曾祺先生写道： “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
‘气死’（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乳）差远了。”“王致和”的刺激，是先把馒头片（或窝头、贴饼子）用油煎了（宜用板油，要它的浓香），炸馒头版须是热的，臭豆腐乳须是凉的，然后以牛油面包之法遍涂之，再撒点葱花，张开嘴，等着那刚柔并济，冰火相拥，悲喜交集的香臭大团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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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1
玩鸭
世纪初，老外们用三个D来概括其对北京的印象：Dust，Duck，Diplomat。外交官和尘土、尤其是“风吹来的沙”，大城市至今仍以北京为最，鸭子就更不用说了。
凡首度访京的中外游客，若未能吃到烤鸭，就好像没登上长城，没到过天安门，不免陷入深深的自责兼会遭人嘲笑；跟旅行团的，恐怕等不到返回出发地的索赔，失职的领队当时就有被劫持的危险。你去各处的全聚德门口看看，大大小小的观光车横七竖八挤成了一个巴士总站，店堂里人群，则令人回想起十多年前麦当劳在中国启市之盛况。
烤鸭的魅力，除了北京填鸭在特殊方法下被培育出来的特殊肉质之外，我相信还在于鸭、饼、葱、酱的混合以及这一过程的娱乐性。林语堂说：“我有时觉得，鬼魂或天使没有肉体，真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条清冽的流水，而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愉快的冷感，看见一碟北平或琅岛（Long Island，今译长岛）的鸭而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味道，看见烤饼而没有牙齿可以咀嚼它……我们是会觉得多么悲哀啊。”舌头和牙齿的排比，不经意道出了烤鸭的秘密：质感上，有饼的韧、葱的爽、皮的脆、肉的嫩、皮肉分开的脆嫩、连皮带肉的脆嫩；味觉上，有酱的咸甜、鸭肉的骚，这些因素被一揽子包裹起来，便酿成了一种繁复而丰厚的美味。不包面饼的鸭肉，吃起来索然无味，这就像一个美人与我们裸裎相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深感于双方的没有文化， “我们是会觉得多么悲哀啊”。
而一次完整的进食烤鸭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表演性和游戏性。先是被引入厨房选鸭（参考选美的标准，我通常会选色白而条顺的），接着，可以在白嫩的鸭体上挥毫题词，如“福”、“寿”等等（时间充裕的话，也大可把苏慧伦《鸭子》的歌词以蝇头小楷抄写一遍），然后，回到坐位上幸福地等待。四五十分钟后，一身雪白制服的厨师将一辆载有枣红色烤鸭的不锈钢推车推到阁下的桌前，察看过自己的题词是否遭到篡改以及有无发生窑变，就轮到厨师来熟练地表演刀术（据说标准的刀数为一百零八刀，不多不少，我数过，每一回数到第八刀就馋得数不下去），在此期间，可以放心地与埋头工作的厨师和鸭子合影留念（两者都很合作）。然后，从蒸笼中掂起荷叶面饼一张，以张贴大字报之前往纸背上刷糨糊之法，涂之以甜面酱，填之以丁香叶尺寸的鸭肉、葱段，也不妨试试“蒜泥+白糖+萝卜条”或“椒盐+辣椒+盐”等等不同的组合，就像在PC上玩足球游戏，把巴西的前锋线、意大利的后防线以及荷兰的中场，在同一支队伍里过家家似地调来调去，玩一回梦幻组合。最后，以执包袱、叠纸船、包饺子或者裹春卷的方式，包将起来，一口咬下去……噫，如此好玩的游戏，又岂可假手于人？
密布着细节的饮食，原本最不堪为游客所玩。《全聚德史话》说：“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那些一辈子只打算吃一回北京烤鸭的游客，导致了烤鸭的速成同时也接受着速成的烤鸭，例如以电烤箱取代果木挂炉烤制。当然，吃烤鸭不必到北京，沪、穗等地，都有京城老字分号，香港“鹿鸣春”的烤鸭，水准更在全聚德之上，但是玩烤鸭，一定要到北京，北京则一定要到团结湖北京烤鸭店。此店不仅鸭好，尤胜在少游客，光顾者多为本地人及附近使馆区里的那些长驻游客。你看，刮大风的星期天，一个携家人共度Family Day的外交官，扫扫风衣上的尘土，吱呀一声，推门就进了这家烤鸭店。
整体上，北京人对吃烤鸭似乎提不起精神。据梁实秋考：“北平烤鸭在北平不叫烤鸭，叫烧鸭，或烧鸭子，在口语中加一子字。”现代的北京话，已弃用“烧”字同时也将“子”字省略。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向当地的损友们提出去吃趟烤鸭的倡议，却无一次不遭白眼：“鸭？有病呀你丫。”
铁板烧的音量
当肉类碰上滚烫的金属，刹那间便会发出一种蛋白质与金属的混合音响，诉诸于文字，是“嘶嘶”或“吱吱”，广东话比较特别，做“睹睹”之声。如果要比附于歌喉，周信芳和Rod steward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我说的不是酷刑，而是铁板烧。这种铁板烧，也不是日本人的Tepanyaki，而是在许多时髦餐馆里常见的那种中西合璧。人们对于铁板烧的兴趣，虽然在潜意识中不排除施虐的兽性冲动，不过大致还是集中于铁板烧上桌时所营造的庆典和仪式的氛围。不过，我在北京就有过一次另类的铁板烧经历。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汩汩，牛肉在热力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的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及至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将上去，期待中的“唧唧复唧唧”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兀自有些空灵起来。
餐桌上的主人老徐投箸叹日：“国内的烹饪水准，看来还是不济。这块黑乎乎的铁板，想来是没有烧烫，铁不烫，肉不能速熟，谈何鲜嫩？久烧则沦为蛮肉一团。想当年，我在纽约开的中国餐馆，也卖铁板烧，那轰然大作的巨响，每每令人、肉俱欢，这是何等景象？”肉到口中，老徐的眉头上微微地一怔，续嚼之，愠色竟然渐去——牛肉向舌头作证：铁板还是烧得够烫的。再嚼之，终于恍然大悟：不是铁板不够烫，而是餐厅太吵，烧肉的音量完全被人声的澎湃所掩盖。
中餐馆里的吵闹一向与中国美食齐名，西餐馆则通常比较安静，也包括老徐在纽约的那一家。与当地的西餐馆相比，其实也是闹的。这倒不是说西人在个性上天生比国人安静，比如交响乐这种“交关响的音乐”就比“二泉映月”吵闹，更遑论摇滚。再则，饭前要祷告的西人也比我们要多费一些口舌，额外地制造一些噪音。我们更不妨相信，西餐馆的安静系因西餐的乏味所致，正如在幼年的大卫·科波菲尔看来，饭前祷告的内容很可能是对菜不好吃的抱怨。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吃饭这件事，我还是愿意在一家安静的餐馆里进行，这是对食物和感官的应有的尊重。至于中餐馆里的噪音从何而来，我认为：第一，菜做得太好吃；第二，太难吃；第三，劝菜和布菜；第四，劝酒及猜拳；第五，争先恐后、尔虞我诈的埋单大战。此外，手机普及之后，从十八点至十九点，从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餐厅噪音再添两大高度活跃区间：在第一区间里，声浪来自催促、指引及路面交通状况的真或假的报告；第二个区间，则集中在餐后夜生活去处的讨论和争执。一家中餐馆的屋顶下，有多少根的舌头卷噬着食物，就有同样数量的舌头在喋喋不休地搅动着空气。“人声鼎沸”这个词，本来就是从食肆里借来的。
铁板烧也就算了。抗战期间，后方紧吃，上海锦江饭店曾包装过一道以音效为卖点的名菜：汤烩炸锅巴——艺名是“轰炸东京”，取的是热汤浇灌热锅巴之巧。现在想来，在那种环境中，所谓“轰炸”当是作大，其现场音效，充其量也就是以无声手枪向东京放了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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