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史(上\下册)

　　在前面提到的33次比较主要的起义中，南方占88％；南方之中，又以粤、闽、浙三省为突出，计21次，占64％。而以起义领导者的身份划分，可归纳为三类，最多的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农民，其次是所谓“海寇”、“海盗”与群雄旧部，再次为少数教徒和僧人。按时间看，最早为明太祖登基后5个月，最晚在他病死前2个月。这些情况很值得注意。广东、福建、浙江与南直苏松，历来都是对外通商要地，海寇、海盗活动的区域，元末最早起兵反元的方国珍就是从浙东海上起事的。在东南沿海地区，有不少人世代以海为生，依靠海洋经济，或出洋捕捞，或进行海上贸易。明代，从明太祖开始，为了防止倭寇交通东南沿海居民，威胁国家安全，一直禁止人民私自出海。明太祖在位之日，曾屡下诏书，反复申明禁令：
　　洪武三年(1370)二月，下诏：“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京师。”
　　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如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又曰：“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七年九月辛未，“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
　　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诏曰：“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命令严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与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明太祖在去世前一年，洪武三十年四月仍“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对外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明太祖推行海禁，虽是事出有因，无奈而为。但其结果，不仅妨碍了某些军政人员利用海道大发其财，而且也断绝了东南沿海一部分居民的正常生路。因此，尽管朝廷一再“禁民下海”，实则屡禁不止。在洪武朝影响较大的起义中，绝大多数发生于粤、闽沿海地区，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三月那次起义仍是在广东。多次起义是由“海寇”“海盗”直接发动的；起义失败后“余党遁人海上”。而洪武元年五月那次起义，则是浙江昌国州蓝秀山“海寇”以方国珍的旧部的名义发起的。如此等等，都足以充分说明这些起义具有强烈的反抗海禁政策的性质；还有少数是元末以来群雄矛盾的余波。他们都与单纯反对赋役剥削不同，这也是构成洪武朝农民起义时间早、次数多、色彩多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洪武以后，官吏违法乱纪日趋严重，封建剥削量与日俱增。农民的反抗斗争亦因之此伏彼起，绵延不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起义，势头一次比一次激烈，义众增多，时间加久，地域更广，次数也甚为频繁。有人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做了以下粗略统计：
　　从洪武到宣德的60多年间(建文朝四年除外)，全国各族人民起义和反抗事件共411起；
　　从正统到正德的86年中，共发生农民武装反抗505起，其中弘治朝71起，正德朝125起；
　　从嘉靖到万历的100年中，共发生农民武装反抗463起，其中嘉靖朝244起，隆庆朝45起，万历朝174起。
　　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农民因不堪赋役剥削，杀死知县，揭竿而起，由此点燃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熊熊的烈火。
　　崇祯三年(1630)李白成、张献忠先后加入起义军队伍，一步一步地把起义引向胜利。
　　明末农民大起义，为当时人们聚焦的热点问题。它历时十余年，义军上百万，纵横十多省，震撼全中国，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建立过大顺、大西两个政权，口号之明确，制度之完备、影响之大，皆为以往农民起义所不可比拟。专门研究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过程、组织、纲领、政策、历史作用等的论著极多，而且多有高论。著名明史专家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足资备览。为避免重复，兹不再赘述。
　　这场大起义，发生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透露了一些以往未曾出现的信息。其一，皇权衰落，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先是神宗晏处深宫，虽“操权有术”，但“万事不理”，以致从万历中叶开始，时局急转，由治变乱。而是时，神宗又“贪财”成癖，惟货是闻，派遣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以“开矿榷税”为名，搜括商民，闹得民愤载道，怨声震天。明朝的败亡遂成定局，再无回天之力。“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神宗过后，光宗即位，忧郁、纵欲，一月而死。继而熹宗成天摆弄斧锯，不理国务，朝中大政由宦官魏忠贤随意处置，国亡在即。其二，农村两极分化加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突出表现是土地高度集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起义军“均田免赋”的口号，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的，这透露出农民阶级的觉悟已有明显的提高，开始意识到土地问题。其三，党争剧烈。白世宗以后，君主深居简出，不见群臣，上下沟通渠道阻绝，纲纪废弛，约束无章，于是群臣争权夺利之风日炽。从嘉靖初年“大礼议”开始，党争加剧。至隆庆，“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进人万历，“门户纷纷角立”，以致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泰昌、天启年间，三案构争，党祸益炽，直至明亡。其四，出现新的民族危机(矛盾)。明初以来长期困扰明朝安全的“南倭北虏”，于时已发生了根本转变。南倭，在嘉靖末年已经基本平息；北虏，蒙古贵族的侵扰，隆庆时已经和解，满洲贵族的后金政权成为明王朝的致命威胁。四者之中，矿税使之祸在历史上罕见；党争中东林党及其继承者“复社”的出现，反映出江南经济的新发展，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某些初级内容；后金政权的崛起，也是历史上的新事物，而由此引发的辽东战争，促使明王朝实行“三饷”加派，使得农村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则是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这些都为更多的农民参与起义，做了极为有力的舆论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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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史（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