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

书摘
的确，假如统嗣兼继之说成立，那么世宗即位的合法性又在哪里?杨廷和等人虽很快认识到这一矛盾，并上疏含糊其辞：“武宗皇帝亲挈神器授之皇上，名号虽兄弟，而实犹父子”，实在是欲盖弥彰。而既然明世宗即位乃奉武宗“遗诏”，何况正德十六年九月自愿退位而群臣又不准，那么无论议礼的哪一方都不得攻击皇帝没有合法性，而必须默认这个前提。这一点我们从明世宗每次下诏总要不厌其烦地提及自己的即位乃是本着“兄终弟及”的原则，由“皇兄”亲授，便可了然。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廷和执意把朱厚熄过继给孝宗，本质上并非为了死去的孝宗立嗣，而是为活着的张太后保留一个“母仪天下”的尊号。从来祭祀死人是为了生人，在这里又得一证。
然而，无论大礼议的根本动机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如何，都不该忘记，至少在形式上，那仍是一场以儒家内部不同观点为背景的学术论争。而综观议礼两派的理论基础，大礼议实际表现为一种“天理”与“人情”之争，说穿了，便是作为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王学之间的斗法。
说杨廷和一派的主流是朱学这一点当无异议，杨廷和的儿子、翰林院修撰杨慎就曾与伺僚上言：“臣等与桂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辈所言者，冷褒、段犹之余也。””杨廷和本人也说：“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议礼之正，可为万世法。”凹更无论他的同僚们所引程颐之说了。
众所周知，自明初以朱子传注开科取士之后，程朱学说已然成为官方学术的正宗。程朱本人既成了从祀孔子庙廷的贤哲，他们的理论也自然带有几分“天理”的意味。因此，尽管濮议与大礼议的可比性值得商榷，但是程颐的“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这句话本身却依然有其应有的分量，并从理论上构成了对议礼诸臣的威胁。假若明世宗承认了这是“天理”，那么他也就无法改弦更张，尊崇所生。因此，重新构造一种学说基础就势在必行，以王学为背景的新兴的议礼官僚们完成了这一任务，这就是“礼本人情”说。
当然， “礼本人情”并非王学的首创。所谓“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礼以时为大”早就成了儒家学者们的口头禅，更何况唐代以后早已升格为“经”的《礼记》就曾明确指出：“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甚至反对议礼的杨廷和、毛澄等人对此亦直认不讳，所不同的，似乎只是双方各有自己不同的人情罢了。
不过，用“人情”和“天理”这样一对概念来大致区分王学与朱学，仍有其客观的意义。事实上，尽管迄王守仁为止，宋明理学家仍然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共同的目标，但理学与心学之间却仍有着巨大的分歧。同一个“理”，前者定义之为“性”，乃天命所赋予；后者则定义之为“心”，是良知的朗现。前者需即物外求，后者靠反身自得。相较而言，心学无疑更能彰显主体的自为精神。落实到实践当中，理学家重视规矩格套，不失纲常轨范；心学家则讲究因时求变，顺乎人情。在这个义意上，说王学更能体会“礼本人情”的微意并不过分。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普普通通的书香世家。从弟子钱德洪等人为他所修的《阳明先生年谱》中，我们看到，“历世隐德”的上氏家族，除了自称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外，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足以耀人的先世。六世祖王纲官至广东参议，明初死于盗贼之手，高祖王与准以相术知名，曾祖王世杰“躬耕受徒，以养其母”，环堵萧然，以陶潜自况。正是从这一代起，王家才勉强算得上书香门第。
所谓“有妫之后，五世其昌”，到了王守仁父亲王华这一代，居然峰回路转，中了个状元。而此前，据说当王华年仅20岁，还是个诸生之时，才名已和后来官至少傅的内阁大学士谢迁(木斋)不相上下，文采极受提学张时敏的赏识，对二人“并以状元及第(奇)[期]之”，从此名声大噪，“故家世族争礼聘为子弟师”。张时敏的延誉，除了预示他有望进入仕途，摆脱平民身份；再就是标志着他已成为名流认可的八股文高手，可以开门受徒，收取更多的教资。当王守仁出生时，王华已为浙江方伯宁良之子做过家庭教师，生活想必是大大地改善了。
由于母亲早亡，祖母溺爱，父亲忙于科举，幼年的王守仁得以自由成长。这种近乎放任式的教育经历，王守仁后来怀念不已：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
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而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
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
矣。
这样的教育思想无疑是高明的。然而不容讳言的，由于疏于教导，少年的王守仁也曾流于纨绔。为人“和易善谑”，日与群儿为戏，斗鸡走狗糜所不为。而且顽皮成性，天真烂漫，17岁与诸氏夫人成亲之日还偷跑出去，与铁柱宫道士对坐养生，乐而忘返。
另一则逸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13岁其母郑太夫人死后，继母对他极为冷遇。由于浙俗好巫，王守仁便对一名神妇威逼利诱，使之极言生母郑氏显灵，欲治继母虐待先子之罪，那以后，继母对他极好，胜于己出。这个事件不知是否出自伪托，然而就刻画守仁形象而言却是真切的：王守仁后来之所以好兵法，喜权谋，都和他这种诡谲多变的性格密不可分。

夏言为人豪迈才高，“纵横辩博，人莫能屈”，但同时也是弄权的高手。他揣摩明世宗之心，早知他不希望大臣结党，“遂日与诸议礼贵人抗，帝以为不党，遇益厚”。而既然要摧抑议礼新贵之朋党，那么除了在更定祀典之际继续为世宗鸣锣开道，以保持宠信不衰之外，还势必需要形成自已的嫡系力量。在谋求重新起用“大礼”得罪诸臣未果之后，开始把目光转向新生力量的培养。于是“会当选庶吉士，不能无所徇”。这种明日张胆的舞弊行为，招致了王守仁的学生、刑科都给事中戚贤的尖锐批评，二人从此势不两立。
嘉靖二十年太庙发生火灾，又一个政治上整人的借口出现了。戚贤立刻上书“自大臣以下极言论列”，同时荐举闻渊、熊浃、刘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万镗、吕柟、魏校、程
启允、马明衡、魏良弼、叶洪、王臣， “皆被废与疏远之人”。向当时的朝廷大员夏言、郭勋等人公开挑衅。从戚贤这份荐举的名单来看，大概为求公正，也包括魏校、程启允等对王学
不利的人物，但是王学中人所占比例仍然极为可观，尤其王畿、程文德、徐樾、马明衡、魏良弼、王臣都是王守仁弟子中的有名人物。这一点被夏言抓到了把柄，除了明指王畿为伪学，而且刻意揭出朋党一说，称戚贤“伪学小人，党同妄荐”，以此来激怒世宗。明世宗果然大怒，于是把戚贤贬为山东布政司都事，所有被荐者都被夺俸。第二年，时当官员考察，夏言又特别授意南京考功郎薛应旃，把声名显赫的讲学家王畿乘机革职了事。
夏言指王畿为伪学，更像是一场纯粹的政治事件。但令人感兴趣的是，把王畿置于察典的薛应脐，却同样是王门中的有名人物，更是晚明东林学派的鼻祖。假如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这一事件到底反映了王学在其自身演变过程中的那些消息?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但是，当弘治十年26岁以后，除了偶一归省之外，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以外度过的。先是京师，继而龙场、滁州、南京、江西，所到之处，聚徒讲学，尤其是平定南、赣盗匪与宸濠之乱后，更是声誉鹊起，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不过，或许是由于交通不便，家乡的人虽然偶尔也知道王守仁在外闯出了大名，但是在乡亲们的心里，王守仁却仍然是年轻时的那个纨绔子弟。这样的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王守仁正德十六年归越以后。

当嘉靖时期伪学之禁盛行的时候，工守仁和他的弟子们假如说在此时还有一个难兄难弟的话，那么这个人物便是陈献章江门心学的嫡传湛若水。
湛若水无疑是明中叶具有创造性成就的理学家之一。他的“随处体认天理”的讲学宗旨，相较于乃师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少了一分禅宗，多了一分理学的味道，是明代心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同时，由于久历闲官，位居清要，生平所建书院极多，“相从士三千九百有余”，在新学的阵营中，驳驳与同时倡道的王守仁中分天下。
除了在47岁那年(正德七年，公元1512)作为册封的使节出使过安南，湛若水一生中没有担任过太多与社会实践有关的职务。和王守仁相比，他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既没有王守仁那样
高超的实践才干，也没有他那种赤身担当的行动勇气。尽管其学说的本身并不乏新锐颖异之处，但是在为官为宦的几十年中，他给人更多的印象却是依阿取容，苟延度日。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世纪判断伪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看学者本人的理论与实践是否一致，二是看学说的本身是否为名教所能羁络。换句话说，违背了后者的，可视做“真小人”；违背了前者的，则属于“伪君子”。这种评判的标准不仅是政治上打击别人的理由，同时也是社会舆论的基本尺度。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在提倡伪学之禁的人物中，不时有品格上堪称“君子”的卫道士出现，便不必感到过度的愤激，一概以“假道学”为之归类。
和王畿“四无说”本身所导引出的，后学的任情恣肆不同，湛若水所要随处体认的“天理”并没有摆脱他那个时代程朱理学框架之下，纲常名教的基本轨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湛若水之所以被视做“伪学”，除了可能有的政治因素之外，原因只能是他在当时人的眼中，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那么，他的真实形象究竟如何呢?
增城湛氏的始祖名叫湛露，元大德间做过德庆路治中，随即定居在增城的沙贝乡，那以后一直是当地士绅中的头面人物。或许是因此之故，其孙湛怀德，也就是湛若水的高祖，值元末天下大乱之际还担任过地方上的“保障头目”。当时元政府的统治能力逐渐萎缩， “凡为保障一乡头目者，得专生杀”， “保障头目”趁机拥兵自重，变成当地的土皇帝。洪武中，湛怀德眼见元帝国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极力协助明政府削平邻境苏有兴等人的反抗，换来了新王朝对其家族势力的某种默认，“时近地皆以降民充戍，独沙贝乡免，至今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