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祸史谈丛

    关于民主自由的定义，当也有百家说法，绝非仅是两家。可否也一句白话以蔽之曰：能让百姓说真话，也就实现民主自由了，也就反而能够真正地国泰民安了。 行文至此，了无风华，老生常谈耳；但我相信还会有多少位老生小旦百论千论说真话。在这一点上，我是乐观的，又不尽然，乐乎悲乎，且观之。停笔矣，乃又想到老伴，她从来是我的每读者，这一回给不给她先看呢？……还是给她看了，沉默未语，但也不像是要和我划清界限的样子，我也就不怕，照发。

    黄裳最擅旧书新读，旧戏新谈、旧史新论；这是因为他最善于掌握这旧与新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亦千古至今做学问的契机。

    黄裳，山东益都人，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交通大学肄业。历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著有《锦帆集》、《锦帆集外》、《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黄裳论剧杂文》、《珠还纪幸》、《黄裳书话》、《来燕榭书跋》、《来燕榭读书记》等。

雍正与吕留良
“名教罪人”
宽严之间
隔膜及其他
“几乎无事的悲剧”
违碍种种
避讳的故事
清代的禁书
禁书小记
《南山集偶钞》
《峤雅》
经钥堂文稿杂著
《国史纪闻》《嘉靖以来注略》
《秋水集》
查·陆·范
“光棍”的诗集
清理祺遗诗
——跋《读书堂诗集》稿本
谈禁书
后记

书摘
清朝的文字狱，一般的意见都以为到了乾隆时才盛行，自然，以数量而论是如此。九辑《文字狱档》差不多有八辑都是说的乾隆一朝事。但以质量论，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雍正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但这最后一着却终于失败了。雍正一死，嗣皇帝乾隆就立刻处死了案犯，并且将雍正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乾隆为这一翻案活动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到底也没有说得明白，但从皇帝一换，政策立刻就变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雍正确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模样，作为一种别格，不能不说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关于曾静一案处理的另一破格之处是宽恕了现行的曾静而狠狠地惩办了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亲属。雍正自己的解释是，如不经曾静投书， “则谣言流布，朕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未为无功”，而吕留良则“谤议及于皇考”，是不能宽恕的。这解释不用说也是支离的，就连他给亲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出奇料理”。其实他是看出了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尤为危险的。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不能不抓住一个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做文章。吕留良搞过结社讲学，又大量批点时文，在读书人中有颇高的声望，又正好碰到刀口上，被他抓住了。他的这一思想被乾隆接受，贯彻下去，就成了此后办理文字狱的原则基调，也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治的契机。而雍正则是它的奠基者。
《大义觉迷录》四卷，现有重印本。所据底本有雍正内府刻本与雍正刻本两种，前者是御制的原本，后者则是地方上的翻刻。当日既要使之“家喻户晓”，那翻刻就不只一种两种，印数也必然可观。但被乾隆宣布为禁书之后就变成罕见本，成了藏书家的宝贝。本来是人人必读的政治教科书，转眼竟成为“防扩散材料”。在浩瀚的禁书目中，因此而出现了仅有的一种本朝皇帝的御制国书。凡此种种，都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但要了解曾静一案的真实情况，它却不及文字狱档中所收材料之原始而可信，它略去了案件发生初期种种有趣的事实，曾静的口供虽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径进行的自我批判，口口声声“罪该万死”，与“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写过的交代和思想汇报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一切又都经过御览，整理修饰，成为典型的认罪八股，看起来只能使人昏昏欲睡了。

鲁迅先生谈到清代文字狱的起因，以为出于大不敬者少，而大抵以私仇报复者为多。而许多自投罗网者又往往是出于“隔膜”，即并不真能了解皇帝的心思，过多相信了表面的好听话，想去提建议、表忠心，撒娇卖好，终于碰在刀口上的。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奏称有直隶人王肇基献诗，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审问后的供词是“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又问所叙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等情，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牵涉到内外满汉文武大臣各事，则是“在各处当长随时，有从京报上看来的，有说闲话听来的。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例，与鲁迅先生引用过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正是一类。那结局也大体一致，王肇基虽经乾隆判定是“竟是疯人而已”，到底还是“立毙杖下”了。
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其本地乡人妄生议论，谓其怨望讪谤，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才“畏惧呈书自首”的。二百年前的匿名揭帖其实就是当时的大字报，在文字狱盛行的日子里，这种大字报形成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蔡显偏又自信书中“并无不法语句”所以才自首上告，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置，全未想到官府自有一套特别的手法，在白纸上也能看出破绽来的，终于落得个杀头的下场，这只能怪他自己不识时务。也就是一种“隔膜”。
《闲闲录》是曾经刻过的，不过早已销毁干净，看不到了。现在只有刘翰怡据旧抄本重刻的本子。不知道是抄本已有删削还是原书残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悖逆之处。刘翰怡的刻书跋中说，“蔡以举人撰是书，多雌黄语，郡绅嫉之，知府锤台亦恶之，摘其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隐约怨诽，情罪甚重。……今传抄本，其所摘诸条均无之。”其实这几句诗并非地方官摘出，而是乾隆自己看出来的，还为此在上谕中大大斥责了一通，“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锢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朕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省识乎!”乾隆是深通汉文化的皇帝，对官场的积弊也很清楚，在这样主子手下办事的奴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不过据
现存嘉业堂丛书本，实在还有不少可以据以定罪的文字，不知道乾隆何以轻轻放过了。
《闲闲录》卷五据王法撰《续年谱》载陈子龙殉国前后情事甚详，后记多是南明抗清义军活动情况，立场分明，略无避忌。又引“龚孝升(鼎孳) ‘名列党人终是福，事关青史岂论官’，中包无限史事，非鸣其不平也”。(卷二)又引彭燕又(宾)诗：“雄心虚日月，遗恨满乾坤。”“愁中草木春如旧，老去乾坤事转新”，说是“知人论世，可以得其概矣”。(卷八)论质量，恐怕都比乾隆所摘出的几条为高，蔡显的并不以这些为触犯新朝大忌，也只能说他自己糊涂。但他的落人禁网的主要原因还是得罪了郡绅和地方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私仇报复。刘翰怡是清的遗老，但在跋文里也说：“附会诗句，以为诽谤，迩时风气使然，然不能禁其不传。……至牵连门下士，更属淫刑矣。”刘翰怡的不但广收禁书，屡屡复刻行世，是和他对清初文字狱有颇深的反感有关的。
许多文字狱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对清统治者的隔膜，但又更有特殊的例子在，那就是议论了宫廷秘事，批评了皇帝的私生活，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乾隆的痛恨。其实论动机，还是出自善良的心愿，何尝有半点恶意，但终于还是罪有应得了。

禁书目中有一小部分在书名下附有审查意见，读起来是很有趣的。从中可以悟出被禁的原由和审查标准。所用词句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但也不时出现有趣的妙文。总计起来，用得最多的官话是“词涉乖谬”、“语有偏驳”、“殊为谬妄”、“俱有违碍诬妄语”、“语极狂悖”、“语有干碍”……从口气的宽严可以推测原书内容，也可以看出考官的面色。此外，金堡、钱谦益、屈大均、吕留良等人姓字是不能提的，更不必说是加以推崇了。岳飞的事是不能说的，宋高宗同样也该回避。给明郑贤辑《古今人物论》的评语是：
“内顾充《宋高宗论》，柯维骐、王世贞《李纲论》，屠隆《宗泽论》，张静峰《张浚论》、《秦桧论》、《郾城大捷诏》，陈敬《书生叩马论》，俱有偏谬语，应请抽毁。”
这就是说，南宋和战问题不能谈，抗战派与投降派一律不许议论。明于慎行撰《读史漫录》，其中“金兵将薄汴”一条，“自古国家成败”十条，“高宗初立”一条，“高宗主和”一条……“俱有偏谬之语，应请抽毁”。许诰撰《霞城集》，因“《闻道关门》四首当系指俺答人边事，而措语偏谬，应请抽毁”。此外，岳墓诗和岳王绘像歌，武昌府重修岳忠武祠碑记这些文字也不许有。可见一切涉及民族矛盾的内容都是不能容许的。至于诗文中有“意寓感愤”的，也都在抽毁之列。绞索已经套住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不仅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了。
对于南明史，禁忌就特别多。《了凡网鉴补》因“其记载明末唐桂诸王，多用其年号，且中多触悖语句，应请销毁”。《国书》因“内称福王为赧帝，又称唐王为隆武帝，均极悖谬，应请销毁”。《比玉楼诗集》中有“福王为天子南渡”的话，明人沈氏所作《思贻堂集》，内称崇祯为先帝，都被看作大逆不道。明张铨《国史纪闻》卷九有叛降朝鲜一段，是揭了清朝先世的老底，当然应予禁毁；《开疆奏疏》“皆逆贼吴三桂自四川人黔滇时所上奏疏，未便存留”。这都是销毁史料的例子，标准是是否对清朝的统治有害。
凡是文字狱中人物的著作，不问内容，一律全毁；凡在书中提到钱谦益、周亮工等人姓氏或有其序跋评语的，也一律销毁。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初刻于乾隆二十四年，因卷首选有钱谦益诗，几乎惹出大祸。后来由翰林院诸臣动手删定重刻，铲去了钱诗，换上了慎郡王诗，并在书名上加上“钦定”二字，才重新准予发行。全书也由三十六卷缩成三十二卷。沈归愚的诗选到今天仍为不少人奉为标准读物，多次重印，但知道最初问世时的故事的怕不多了。乾隆皇帝的余泽，到今天也并没有消失，人们还在“钦定”范本的指导下思索，欣赏着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是不能不使人发出苦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