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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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改描述、封面图片

作者:
吴敬琏 主编
ISBN:
9787508601533 , 750860153X
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4-3-1
定价: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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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内容提要:
    本书是比较中的第11辑。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25年的历程,主编吴敬琏曾经指出,综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其挫折与成功都与人们对经济理论的接受和认知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政府”的角色不仅在现实中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占据关键地位,对“Governance”的研究更是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政府的治理“好”还是“不好”是要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所谓“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国家悖论”中如是说。《比较》一直关注这一主题,如第五辑发表了钱颖一的《政府与法治》,第七辑发表了李稻葵的《官僚体制的改革理论》等。本辑《比较》的主题紧紧围绕政府治理而展开,其中有理论研究,有实证分析,内容涉及如何建立值得信任的政府、如何建设有诚信的法治国家、经济和法律中的组织理论、公务员能力的培养,以及有关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在本辑《比较》中,我们提供了弗农·史密斯的《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一文。他因“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的贡献而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即弗农为颁奖大会所做的讲演。本辑中还包括《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这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教授在今年1月份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演讲。近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瑞银华宝亚洲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将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印比较的观点汇集成《中国和印度比较的十大谜思》一文,以澄清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比较》站在理论前沿,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目录:
第十一辑
正统经济学的威力、局限与拓展
转轨经济
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
前言
经济学中的建构主义和生态理性
海外特稿
中国如何从亚洲危机中汲取教训
中国经济该在制度转型上提速——兼评吉富胜
改革论坛
金融混业经营和监管现实
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减少失业与控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的艰难平衡
比较之窗
有关中国和印刷度的十大谜思
法和经济学
转型的大陆法法律体系中的诚信义务:从不完备法律理论得到的经验
重新审视法律移植:日本公司法中的董事诚信义务
法律与社会规范
新书架
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及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书评
书摘:
书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苏联型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其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了一种“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的推动。共容利益这一概念是在《国家的兴衰》(Olson,1982)一书中提出并得到检验的。这里我只打算简单地解释一下。如果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这种共容利益给所涉及到的人以激励,诱导他们去关心并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换句话说,拥有共容利益者的利益之实现,不仅是力求获得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而且还需要扩大该社会的总产出。与之相对应的是拥有“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s)——即人们只会享有或损失社会产出增减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既无热情也无兴趣。这些个人或组织所热衷的只是通过再分配上的争斗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尽管这种再分配上的争斗会使国民收入的减少额比狭隘利益者所获得的还要大得多。
结果,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很小的游说和卡特尔组织便开始为实现其特殊利益而寻求立法支持并建立垄断,尽管相对于这些组织内的个人所得来说社会的损失很大。同时,这些组织对社会产出的增加从未付出过任何努力。类似地,美国国会的每位成员所代表的仅是全社会极小的部分,所以他们只会热衷于为其选区和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赠谋取好处,而不关注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与其形成对照的,是诸如美国或法国的总统,或是像英国纪律严明的政党(如保守党)及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他们代表着广大选民,因而会热衷于为社会带来“和平与繁荣”,并且会尽力减少随人们在社会财富之饼如何分切问题上的争斗而来的社会损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10年中,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斯大林,拥有一种与其统辖区内的产出量唇亡齿寒的共容利益(见Murrel和Olson,1991)。实际上,斯大林就是苏联的所有者。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像一位工厂主关心其产出最大化那样关心其领地的生产率。斯大林和他的一些继承人总是利用苏联产出的大部分来扩充其军事实力、国际影响以及个人威望。由于共产主义代表了未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信念因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了加强,故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又热衷于利用强制储蓄的办法来为非常规的高投资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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