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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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迪克西特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强调，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相差很远，如果不将政治纳入分析之中，我们难以理解期间的差异。对于其他经济政策而言，政治有同样的作用。
接着他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以理解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的作用。计划、实施以及监督一项交易的成本被证明是解释许多产业组织现象的核心，进而讨论了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类似的交易成本，并说明了这些成本是如何影响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运行的。
作者还利用该分析框架展开了—个内容发展极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美国的财政政策和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案例，来说明该分析框架，并表明了政策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理想的效率标准的。同时，该方法也揭示了，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效率的实践事实上在应付由于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时是十分有效的。
作者简介：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富有创新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个被授予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杰出成员”的知名教授。迪克西特1944年出生于孟买，在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和物理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土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之前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沃尔威克大学任教。
迪克西特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做出过贡献，如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理论。迪克西特的著述类型很多，其中大量的具有原创性册究的经济理论论文。迪克西特是次优税收理论现代发展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有关税收与价格改革的论文早已成为现代经典，与他人合著的十分精彩、十分畅销的有关博弈论的书——《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以及他的经典著作《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这些著作的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总之，他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非常基础性但意义深远的贡献。
编辑推荐：
作者利用该分析框架展开了—个内容发展极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利用美国的财政政策和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案例，来说明该分析框架，并表明了政策是如何偏离经济学家理想的效率标准的。同时，该方法也揭示了，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效率的实践事实上在应付由于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时是十分有效的。
目录：
第一章 作为政治过程的经济政策制定
1.1 政策分析的规范方法 1.2 政治经济的实证观点 1.3 一个综合：“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 1.4 主题：交易成本 第二章 交易成本政治学框架 2.1 政治结果与经济效率 2.2 政治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 2.3 政治学中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2.4 国别差异 第三章 解释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两个案例研究 3.1 美国的税收与支出改革 3.2 关贸总协定和国家贸易政策 第四章 一些思考与建议 4.1 决策过程的一些教训 4.2 经常学家的角色 4.3 结论 附录：多重委托人与多重任务的代理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关键词索引 译后记 前言：
经济学家通常用两种方式与他的同行们交流思想：论文和专著。论文需要集中于具体的问题，用有限的空间来讨论技术问题，从而没有给一般概念性的命题或深入的思考留下空间。而专著则可以进行大而全面的研究，在内容上十分广泛。
短的专题研究这种较为少见的形式对于作者而言是一个十分令人高兴的折中，尤其是以一系列讲座为基础的专题研究。它有足够的空间使之超出论文狭窄的关注面，以研究一些更大的问题和命题，但又不会面面俱到。作者可以构建一个很有前景的框架，进行一些思辩性的探讨，使读者对总的思路产生兴趣，但又不至于受到要求面面俱到的负累。
因此，我很高兴第一个举办每年一度的..
序言：
我非常乐意为慕尼黑经济学讲座的第一卷写序，其原因有几个：首先，当然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即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教授是第一个被授予“CES杰出成员”荣誉的经济学家，他获得这一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其次，迪克西特是我的老朋友和合作者，我非常赞同他的经济学观点；最后，我也非常高兴CES要求我作为其委员会的成员来完成这项任务。我相信我能够传达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愿望，即希望该讲座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并能持续下去，成为一个十分富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沃尔威克大学任教。迪克西特对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做出过贡献。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以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
书摘：
该体制在什么时候由承诺转向灵活性或由灵活性转向承诺呢?这取决于非均衡的随机过程以及体制转换的成本。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转换不会发生在曲线经过El和E2时。原因是，每次转换都会带来沉没成本，如果随机过程在不远的将来发生逆转的话，该成本便得不到补偿。因此产生了期权价值，以看看该随机冲击是否是持续的。转换只会在每一阶段的净收益足够大时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而不是收益仅仅为正时。
该图假设这些计算都已完成，并显示了结果。如果经济最初处于承诺制度下，并且逐渐从左到右经过F1或从右到左经过F2(两个过程都表示非均衡扩大了)，则表明经济应转向灵活性制度；如果经济最初处于灵活性制度下，并且逐渐从右到左经过Cl或从左到右经过C2(两个过程都表示非均衡缩小了)，则表明经济应转向承诺制度。这样，在F1右边或F2左边经济应该总是处于灵活性制度下，Cl、C2之间总是处于承诺制度，而C1F1和c2F2则不论经济处于何种制度下，该制度都应继续存在。在E1点和E2点上，由于转换的净收益相等，两点所在的区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行动，而不是一经过这两点就进行制度转换。 这种分析并没有说明，谁来操作转换以及最初的宪法该如何为转换提供最佳的临界点，而不使转换过早(因为认识不到转换成本或该成本由其他政府机构产生，或忘了期权的价值而引起)，或者太晚(因为掌控着目前制度的机构计算错误或因为一己私利而降低了转换的收益，使之耽误了太长时间而引起)。换句话说，尽管宪法能为我们提供授权实施转换的规则，但实际上该转换是一个政策法规，由于存在附带的交易成本，该转换可能以一种不同于宪法规则规定的方式出现。不同的国家和制度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困境。这又提醒我们，宪法是不完全契约，它们和政策法规的区别只是在度上，而不是在质上。同样的观点在承诺与委托的各种方式上运用得更为普遍。政治过程总是可以废除它们，尽管有一定成本。 重复和信誉 通过重复博弈(如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的重复博弈)而出现的相互合作，在博弈理论中已是人所共知的。一般的观点是，一个博弈参与者可能通过背离使博弈各方都获利的行为模式而获得短期收益，但这种背离也会在后来带来成本，即如果其他参与人也采取背离行为，其博弈的收益将更差，这或许是因为合作失败，或许是因为其他参与人故意惩罚最初背离规则的参与者。这种观点已经贯穿于一些十分精致的理论模型之中。这些模型十分精确地描述了参与者可获得的信息和可采取 …… |